六四期間擔任高自聯主席兼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封從德，根據近年披露的一些新的六四信息，尤其是一些重要當事人，如柴玲、王丹、趙紫陽、李鵬和陳希同等人的回憶錄或自述，對他2009年出版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一書做出一些修訂。
增補版新書5月下旬由香港溯源書社出版，同時推出的還有他4萬餘字的增訂手記《史實與史識的求索》，這是近幾年來六四事件當事人、親歷者所寫的最尖銳、最細致的有關六四的論述之一。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全書詳細介紹了1989年爆發天安門廣場學運的過程，包括血腥清場、學生被抓捕和流亡海外的細節。增訂手記則分為3部分，包括作者對八九民運的總體看法、對此書客觀性、史實細節和作者勘檢進行辨正，以及對一些極具爭議問題展開回應。
封從德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八九民運在中國和世界上都有其歷史地位和作用。
他說：“整個八九民運的歷史地位，我覺得第一，中國的民運是全世界共產陣營專制結束的開始；第二點，從中國的自身歷史來看，我認為八九民運是中國整個現代化轉型當中，是倒數第二站，最後一站應該是中共的徹底解體。”
不過，封從德表示，24年後看六四，確實有些值得反思、吸取教訓的地方。
他說：“八九民運我覺得有許多欠缺的地方，如果當時做得更好些的話，我設想上中下三策。我覺得上策當時比較最可能爭得的比較好的結局，如果當時是力爭校園民主，而不是草率絕食，那整個的情況應該會好很多。中策就是絕食以後，尤其戒嚴以後，如果是能夠推動我們學運組織溝通好的那個空校運動，非常類似今天的茉莉花革命的方式，把一個天安門廣場變成一百個天安門廣場。大家從北京撤走，但是在全國大中城市，像茉莉花革命那樣，都一齊起來。那可能結局也會好一些。”
封從德表示，下策就是像當時有些人提出的和當局拼了，這樣可能更悲壯和有尊嚴一些，但是代價一定是相當的慘重。
封從德說，其實當局對當時的校園民主是有讓步的，但是由於學運缺乏經驗，沒有把握住機會。
他說：“當時實際上官方的體系對校園民主方面是有些讓步的。如果當時處理得好，學運能夠收放控制得好，一下子到了天安門廣場沒有辦法控制那種情況，哪怕是絕食也能夠收回來，爭取校園民主是當時最好的結局。”
封從德表示，雖然六四有民主啟蒙的歷史作用，但是由於經驗不足，從結果上看，應該說六四是失敗的。
他說：“歷史的假設都有許多當時歷史的背景導致的局限，比如說我們自己當時受到中共黨文化洗腦的教育，所以我們的人文、歷史和政治的知識相當的欠缺，出現許多判斷上的缺失。也是由於思想上的局限，所以也導致我們缺乏綱領、計劃，基本上沒有甚麼方略。所以，結果是沒有很好的訓練和組織。這場運動從啟蒙的角度當然是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從它實際達到的效果來看，實際上是相當失敗的。”
封從德表示，當年八九民運佔領天安門廣場的經驗對今天香港醞釀的和平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社會運動相當寶貴，希望和平佔中運動能制定清晰的策略，收放有據。
溯源書社的出版人、知名詩人孟浪對美國之音表示，正當香港社會民主力量和平佔中這一公民抗命逐漸興起之際，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增訂版，從某種意義上可以作為香港民主力量的“教戰手冊”，既有精神啟示，又有具體借鑒和慘痛教訓。
封從德在八九民運被鎮壓後，與同是學生領袖的妻子柴玲開始逃亡。10個月後，他們經由香港到法國避難。後柴玲輾轉來到美國，封從德則繼續留在法國讀完博士學位，並和柴玲分手。
增補版新書5月下旬由香港溯源書社出版，同時推出的還有他4萬餘字的增訂手記《史實與史識的求索》，這是近幾年來六四事件當事人、親歷者所寫的最尖銳、最細致的有關六四的論述之一。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全書詳細介紹了1989年爆發天安門廣場學運的過程，包括血腥清場、學生被抓捕和流亡海外的細節。增訂手記則分為3部分，包括作者對八九民運的總體看法、對此書客觀性、史實細節和作者勘檢進行辨正，以及對一些極具爭議問題展開回應。
封從德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八九民運在中國和世界上都有其歷史地位和作用。
他說：“整個八九民運的歷史地位，我覺得第一，中國的民運是全世界共產陣營專制結束的開始；第二點，從中國的自身歷史來看，我認為八九民運是中國整個現代化轉型當中，是倒數第二站，最後一站應該是中共的徹底解體。”
不過，封從德表示，24年後看六四，確實有些值得反思、吸取教訓的地方。
他說：“八九民運我覺得有許多欠缺的地方，如果當時做得更好些的話，我設想上中下三策。我覺得上策當時比較最可能爭得的比較好的結局，如果當時是力爭校園民主，而不是草率絕食，那整個的情況應該會好很多。中策就是絕食以後，尤其戒嚴以後，如果是能夠推動我們學運組織溝通好的那個空校運動，非常類似今天的茉莉花革命的方式，把一個天安門廣場變成一百個天安門廣場。大家從北京撤走，但是在全國大中城市，像茉莉花革命那樣，都一齊起來。那可能結局也會好一些。”
封從德表示，下策就是像當時有些人提出的和當局拼了，這樣可能更悲壯和有尊嚴一些，但是代價一定是相當的慘重。
封從德說，其實當局對當時的校園民主是有讓步的，但是由於學運缺乏經驗，沒有把握住機會。
他說：“當時實際上官方的體系對校園民主方面是有些讓步的。如果當時處理得好，學運能夠收放控制得好，一下子到了天安門廣場沒有辦法控制那種情況，哪怕是絕食也能夠收回來，爭取校園民主是當時最好的結局。”
封從德表示，雖然六四有民主啟蒙的歷史作用，但是由於經驗不足，從結果上看，應該說六四是失敗的。
他說：“歷史的假設都有許多當時歷史的背景導致的局限，比如說我們自己當時受到中共黨文化洗腦的教育，所以我們的人文、歷史和政治的知識相當的欠缺，出現許多判斷上的缺失。也是由於思想上的局限，所以也導致我們缺乏綱領、計劃，基本上沒有甚麼方略。所以，結果是沒有很好的訓練和組織。這場運動從啟蒙的角度當然是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從它實際達到的效果來看，實際上是相當失敗的。”
封從德表示，當年八九民運佔領天安門廣場的經驗對今天香港醞釀的和平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社會運動相當寶貴，希望和平佔中運動能制定清晰的策略，收放有據。
溯源書社的出版人、知名詩人孟浪對美國之音表示，正當香港社會民主力量和平佔中這一公民抗命逐漸興起之際，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增訂版，從某種意義上可以作為香港民主力量的“教戰手冊”，既有精神啟示，又有具體借鑒和慘痛教訓。
封從德在八九民運被鎮壓後，與同是學生領袖的妻子柴玲開始逃亡。10個月後，他們經由香港到法國避難。後柴玲輾轉來到美國，封從德則繼續留在法國讀完博士學位，並和柴玲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