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美智指出，7歲的大兒子去年已經對香港的時事新聞相當好奇，因此，去年開始蘇美智已經主動告訴兒子有關六四事件的資料，並且帶他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讓兒子了解媽媽所認識的六四事件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蘇美智說：“我兒子6歲的時候，他很多事情都不明白，但我有一個很基本的訊息想讓他知道，即是盡量用一個幼兒版讓兒子知道，就是有一個政府她面對很多學生和市民的示威，其實這個政府可能有些害怕，她用了一個很錯的方法，就是開槍去鎮壓一些想令她變好的人。”
蘇美智表示，她的兒子對六四事件提出很多問題，其中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就是大人常常教小朋友要原諒別人，為何你們過了二十多年都不能原諒那個做錯事的政府﹖為此蘇美智第一次告訴兒子，甚麼是「大是大非」。
蘇美智表示，與小朋友分享六四事件，會盡量客觀、平和，介紹事實，並且盡量提醒自己不要在小朋友年幼的時候向他們灌輸恨意。蘇美智並表示，對於與子女分享六四，有危機感。
蘇美智說：“都不知道甚麼時候不能講，忽然間說珠海(學院)學生報抽起六四的敏感片段，忽然間又可能下達了甚麼教育指令。我有一種危機感，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找機會跟他(兒子)說的話，遲早會有另一些人跟他說根本沒有任何這些類似的事情發生過。”
1989年以香港專上學生代表身份，到北京聲援學運的林耀強在座談會上回應參加者的提問表示，當年6月3日晚在天安門廣場上，他曾經與其他人一起，將一名被解放軍開槍打中的工人抬走。林耀強認為，這名工人不太可能被救活，他當時感覺到死人的重量真的很重。
林耀強說：“我很堅持講發生甚麼事。即是過了這麼多年，其實很多人有因為他的政治利益或者不同的原因、各種神奇的原因，他就說，其實那一年應該是要殺人的。我自己每一年都堅持，其實當時發生甚麼事，必須要講清楚，你選擇用一個這樣的態度去看這個屠殺，是你的選擇。
1989年擔任記者在北京採訪學運的謝志峰在座談會上表示，由於自己親身經歷過六四事件，很多感受非常強烈，但是與兩個女兒分享，總覺得她們只吸收到很少，曾經覺得自己很失敗。不過，與其他家長分享之後，謝志峰覺得，不一定要令女兒對六四的感受與自己百分百相同才算是成功；其實父母的身教，對相關事件的評論、態度，對子女已經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謝志峰說：”現在不好的只是內地(大陸)的管理員，是政府而已，不是人民、文化及歷史，與我們有必然的分離，我們要改變的是管理員的管理態度，而不要覺得大陸就是不好，加上自由行之後，都發覺不到有幾個好人，所以覺得與大陸有一種疏離的感覺，我覺得這件事情要澄清。”
最近香港珠海學院學生刊物《海聲》推出六四專題，編委會表示，承印商以內容敏感為由，要請示上級批准後才進行印刷。謝志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肯定是個別印刷商收緊立場，抑或是大氣候慢慢收緊言論空間，他擔心是社會風潮慢慢轉變的前奏，所以有些父母都會感到與子女談論六四有危機感。
謝志峰說：“親北京的團體可以給或者不給生意他(印刷商)，這些很容易可以找出來，你要承擔這些東西，如果有人刻意去篩選會把你篩選出來，會對你將來的生意可以有一種影響，我恐防這樣的氣氛慢慢在香港出現，有一種所謂澳門化的現象出現。老實說，我們行內(新聞界)常常都會傳，在組織團體上常常有這樣的味道，各個團體要力促歸邊，認識到甚麼是政策，以後如何跟隨，在學術團體也有類似的現象，在新聞媒介也有這些風在吹，我覺得這是整個風向的一部份，不是一件單獨的事情。”
任先生說：“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六四)是在我們人生當中最多大是大非的情況下發生的一件事，我們身為中國人，都很希望一件這麼不對的事情會早日平反。”
任先生表示，小時候與家人移民澳洲，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他13歲、身在澳洲，當地的華人圈都很關注這件事。他直至25歲回香港生活，都一直關注六四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