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長期衡量全球自由與經濟繁榮的指數顯示，中國在各項自由度的排名都遠遠落後與其他國家，但發展模式不同的台灣排名卻越來越居前。一些專家說，民主化的台灣人民得到的自由與公民權利更多，經濟也變得更加繁榮，幸福感也隨之提高；但威權治理的中國在所有衡量自由度的指標皆不斷下滑，其領導人習近平在最近的中共二十大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人民的享有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前景越發黯淡。
在中共二十大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揭示了未來中國將走的發展道路後， 五個發佈國際自由度、經濟繁榮及腐敗指數的代表這個星期(10月2日)在華盛頓一場座談會中，以中國和台灣在這幾個指數的長期數據，比較不同政治制度對公民權利和經濟繁榮的影響。
幾位代表都表示，這是五家獨立機構首度聯合舉辦此類活動，目的是希望通過客觀數據讓更多人理解不同發展模式與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的自由度與經濟繁榮的關聯。
這五個指數包括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大西洋理事會的“自由與繁榮指數”(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dexes)、國際私營企業中心的“腐敗風險預測”(Corruption Risk Forecast)以及世界銀行的“女性、營商與法律指數”(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Index)。
習近平權力無人能及
主持座談的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高級主任大衛·舒爾曼(David Shullman)說，這個關於中國與台灣發展模式比較的討論非常及時，因為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後已經取得自毛澤東以來無人能及的權力，他的工作報告也標誌著中國將繼續維持目前所走的發展道路。
“這是相當不幸的，因為那意味著中國將繼續加倍採取它已經表明的有關經濟和對內政治壓迫的做法，沒有跡象會推翻對COVID非常嚴格的清零政策，這種政策不僅助長了更多壓迫，也減緩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與此同時，舒爾曼說，習近平對台灣做出強硬姿態，表示必要時不惜以武力實現與台灣統一的目標，他更表明了反對外國干預台灣，這很可能是因為習近平擔憂美國和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正在加大。
但舒爾曼指出，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正在加強與台灣的關係，就是因為中國選擇以科技來協助其領導人更好地控制、壓迫和審查自己的人民，台灣卻發展成一個興盛、繁榮的華人民主社會，其領導人運用科技來強化有效治理以並增強為民眾服務的能力，“這是一個鮮明的對比，我認為中國在這個比較的結果下表現不是太好。”
台灣民主化公民更自由
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事務研究主任莎拉·庫克(Sarah Cook)說，自由之家自1973年開始對195個國家及15個地區做世界自由度指數的調查，起初中國和台灣的評比都是“不自由”，但很快兩者就開始有區別，台灣在1976年被評比為“部分自由”，從1996年開始其評比已被列為“自由”。
“今天，你在數據中真的可以見到，台灣是亞洲最自由的國家之一，甚至在全世界它都是最自由的。”
相反地，庫克說，中國被列為最不自由國家之一，台灣在滿分100的分數中得到96分，作為比較，美國是83分，但中國卻只有9分，過去15年來與台灣的差距也變得越來越大。
她說，從數據可以看出，中國是由一個完全由威權政權統治的國家，即便它的全球影響力擴大，但這個政權變得更加具有束縛性、更不尊重公民的權利。相對的，台灣卻成為一個民主和自由燈塔，儘管它被國際孤立、被排除在聯合國外，但台灣公民社會、律師、記者和決策者卻採取了嚴肅和真正的做法來擴大和尊重人民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即便台灣有政治兩極化的問題，也受到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報復和虛假信息行動的壓力。
自由指數可做政策工具
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研究經理與編輯金凡中(Anthony Kim)也表示，這個自1995年即開始對177個國家進行的年度評比，目的不是只為了搜集各種數字，而是要促進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和美國人民一樣，享有自由、機會、繁榮與公民社會的興盛，因為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調查顯示，通常越是自由度高的國家其人均收入也越高，公民社會也會越加興盛活躍。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五個華盛頓獨立的指數調查機構要團結一致，以數據來推動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們享有更多自由、機會、繁榮和興盛的公民社會，就如同台灣、加納或烏克蘭一樣。
在傳統基金會今年2月發佈的2022年“經濟自由指數”中，台灣在177個國家和經濟體的評比中和前一年一樣位居第6，中國則從前一年的第107名滑落至第158。
金凡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明了台灣與中國在評比上的差異。
“由於台灣更透明和更開放，還有良好的治理，台灣在我們能取得的許多指數上都要比中國表現得更好。這也是多少可以預期的，因為治理很重要，體制很重要。因為我們真的需要以更多這種開放與透明來促進自由、繁榮、機會與公民社會。而台灣正好在這些重要變量上在世界居於領導地位。”
金凡中說，這些指數調查的數據可以用來作為政府改善政策的工具，他也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採納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議。
“我認為，我們能夠做的一件事就是讓中國知道他們在這些全球研究中所處的地位，不過最終要作為政策工具，我們希望中國的領導人和決策者能夠注意到這些數據，並採納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議。我們有許多人都在關心中國和追蹤中國，希望他們真的能盡可能採納這些亟需的改革進程。不過，顯然不能由我們來為他們注入那種勢頭，那種慾望和勢頭必須來自中國內部。”
自由可帶來繁榮
世界銀行“女性、營商與法律指數”項目經理蒂亞·杜倫比克(Tea Trumbic)、國際私營企業中心負責“腐敗風險預測”調查的艾瑞克·漢茲(Eric Hontz)以及大西洋理事會負責“自由與繁榮指數”的丹·內格里亞(Dan Negrea)也就各自的指數調查對中國和台灣做了比較，在這些調查中，中國的排名和分數都要比台灣低。
大西洋理事會的內格里亞說，更多自由通常會帶來更多經濟增長和繁榮，而繁榮並不是只有GDP或財富的增長，而是更廣泛人類活力的發揮和整個社會的福祉，而且“這是不是一個人們會想要在此地生活的國家。”
“儘管我們體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在提高其人均GDP入上有許多成功，但當我們把他們的結果跟自由的台灣與部分自由的香港的結果進行比較時，我們不禁好奇，假如中國人民一直都是自由的，沒有文化大革命和再教育營，沒有今日新疆的集中營，中國人民是否還有可能成就更多？”內格里亞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