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前中國財經記者劉成昆來說，被“失去自由”並非一句空話，而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牢獄經驗。 2018年，他因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暗諷伊利集團董事長潘剛”的小說，被內蒙古警方從北京家中帶走，並以“尋挑釁滋事罪”判刑八個月。
“記者被被、被迫害，我倒覺得在獨裁國家是很正常的，”劉成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真正有良知的記者，往往會成為獨裁者的眼中釘。”
個人獄中經驗：度日如年與精神崩潰
劉成昆曾任職於《中國經營報》《投資時報》《時代周報》等多家傳媒。如今生活在義大利、已經告別媒體圈的劉成昆回想起8個月的牢獄之災仍心有餘悸，用“度日如年”、“精神完全崩潰”形容剛被關進監獄的感受。
“近20個人擠在一個20平米的潮濕瓷磚地板的房間，我沒有床睡，身子下面只有一個很薄、很髒、很濕的被子，要把衣服裹在身上才能睡覺。內蒙古冬天太冷， 10月1日以後就冷的無法忍受，穿多厚也不行，晚上常凍醒。牢頭獄霸一開始還老打我。” 他告訴美國之音。
因為長期睡在濕冷的水泥地上，劉成昆的腰部受了傷。即使出獄多年，他仍然需要非常柔軟的床墊，否則就會痛得無法入睡。走路時間稍長，腰部和胯部也會隱隱作痛。獄中不讓碰筆的規定讓他擔心自己會忘記如何寫字，只能常常沾水在地上練習。他說：“當時在監獄中被嚴管，不能剪指甲，特別難受。我當時也不知道會在裡面待多久。”
劉成昆也提到，獄中只有饅頭可吃，長時間的碳水飲食導致他罹患糖尿病。 “現在腿麻酸軟無力，身體感覺垮了。”
回想起當記者的初衷，劉成昆形容自己曾經是個理想主義者，尤其是看到《南方周末》關於孫志剛被收容致死的報道最終引發了中國對收容制度的討論和廢除之後。他笑言：“中國知識分子的臭毛病嘛，想為民請命。‘為生民代言、為萬世開太平’的那種思想在我腦中很嚴重。”
他談到當初的心路歷程時說：“當然這輩子可能遇不到(孫志剛案)那種機會，但是如果當一個認認真真做報道的記者，對社會還是有貢獻的。比如說做財經記者，哪個上市公司有大黑幕，如果能揭露出來，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那就是成績。”
中國記者處境：從“高峰”打壓到“萬馬齊喑”
劉成昆認為，從習近平上台的2012年到2018年前後，是中國大規模逮捕記者的高峰。 “2013年我到地方採訪，宣傳部就直白地警告：‘你要如實寫，否則我們就抓你。’可見當時官方對記者的整頓已經拉開序幕。” 在他看來，如今國內的媒體環境更加嚴苛，調查記者隊伍不斷凋零，“大家都感嘆'萬馬齊喑'，沒人敢再做真正意義上的記者了。”
劉成昆告訴美國之音，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到2018年前後是中國抓記者的高峰。他說：“我記得特別清楚，13年的時候到一個地方企業去採訪，當地宣傳部跟我說：你要如實寫，你要不如實寫我們就抓你。那是習近平上台第二年，就開始整頓新聞人了。”
已經遠離中國、遠離媒體圈的劉成昆感嘆說：“如果說是為民請命的話，那記者這行沒有任何意義了。什麼都做不了，你還得進去。大家都在感嘆調查記者凋零，社會沒有人敢說話，萬馬齊喑了。現在沒人敢當記者，也沒環境了。 ”
2024年度被監禁記者人數逼近歷史新高
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PJ)本週四(1月16日)發布報告稱，2024年度全球被監禁的記者人數達到了361名，幾乎追平2022年的370人這一歷史最高紀錄。中國仍然在監禁記者的排行榜上位居首位，其次是以色列、緬甸、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就全球範圍來看，“威脅國家安全”已經成為記者所面臨的最重要罪名和被拘留的理由。
CPJ自1992年以來每年對全球被監禁的記者數量和背景進行統計並發布分析報告。最新的這份報告指出，監禁記者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持續的威權政權統治、戰爭、經濟和政治動盪。其中，中國、以色列、突尼斯和亞塞拜然等國監禁記者人數再創新高。
CPJ的執行董事朱迪·金斯伯格(Jodie Ginsberg)在採訪中告訴美國之音：“很多國家的政府對記者的監禁是故意為之，因為他們通過給記者定罪來恐嚇他們，讓他們不敢發聲。”
中國長期以來位居監禁記者人數榜首
根據CPJ報告，中國之所以長期佔據“監禁記者數量”榜首，一方面是由於維吾爾族記者和有潛在政治風險的記者受到打壓，另一方面則與香港新聞自由的不斷收緊緊密相關。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12月，CPJ掌握到的中國境內被監禁記者有50名，其中一半是維吾爾人，實際人數可能更高。
目前，許多國家都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監禁或拘留記者，中國也不例外：前《光明日報》資深編輯董鬱玉於2022年因“間諜罪”被捕並獲刑七年；前《南都周刊》調查記者黃雪琴、湖南公民記者李維忠均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和被監視居住。
中國監禁記者的兩個“重災區”是香港和新疆。
報告說，在香港，媒體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在2020 - 2021 年被拘留的記者，由於法律程序一再拖延，至今仍在獄中，包括77歲的媒體大亨黎智英。黎智英創辦的壹傳媒和現已停刊的《蘋果日報》的六名記者和媒體高管- 林文忠、馮偉光、楊正基、張劍雄、羅偉光和陳沛文，已被監禁三年多，現在因“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待宣判。
在新疆，兩名維吾爾族記者庫爾班·馬木特(Qurban Mamut)和米拉普·穆罕默德(Mirap Muhammad)首次出現在 2024 年的人口普查中。先前CPJ的研究確定，他們因為所從事的媒體工作而被監禁。馬木特曾是維吾爾語雜誌《新疆文明》的主編，2017 年失踪，後來因“政治罪”被判處 15 年徒刑。他的兒子告訴CPJ，直到 2022 年他才確認父親還活著以及他的關押地點。穆罕默德曾是維吾爾網路部落客，他的文章涉及維吾爾族和人權問題等敏感話題，自 2018 年因“非法向外國提供情報”被捕以來，一直被單獨監禁。
報告也特別提到，在2014年被判入獄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5名學生如今應該已經刑滿釋放，但是目前他們下落不明。曾擔任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的伊力哈木·土赫提於2014年因“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
“我們失去自由只是瞬息之間之事”
“我覺得這份報告的意義在於它提醒我們所有人：我們失去自由只是瞬息之間的事，” CPJ的CEO金斯伯格談到全球記者所面臨的危機時感嘆道。
提到中國的情況時，金斯伯格總結有幾大特點。 “第一就是中國針對維吾爾人的壓迫以及為他們發聲的記者遭到監禁；第二就是香港。香港直到不久前都還是個新聞自由的前沿陣地，但是近年來每況愈下。我們非常關注黎智英案，他的情況非常有代表性：不僅僅是在香港，全球很多其他地方，記者也經常因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而入獄。”
金斯伯格說：“當民主規範惡化時，通常會先發生像香港這樣的記者被拘留的情況。我認為，香港絕對是一個教訓，說明這種變化可能會多快。你可能會在一個相對自由的國家中相對自由地表達觀點，但轉眼間，表達意見就變得極其危險，你的自由也會受到威脅。”
金斯伯格在訪談中也強調，儘管並非所有國家都會監禁大量記者，但這並不代表該國享有新聞自由，但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委內瑞拉監禁了三名記者，尼加拉瓜、古巴和瓜地馬拉各監禁了一名記者。墨西哥儘管沒有記者被監禁，但對記者來說，該國仍然是最危險的非戰爭國家。
“在某些情況下，在專制政權下監禁記者人數較少實際上表明，該政權在鎮壓記者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金斯伯格說。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發言人劉鵬宇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政府保護言論自由。劉鵬宇在回覆美國之音記者的電子郵件中說“中國新聞業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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