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的俞斌，浙江南潯人，曾在上海擔任商業顧問。他因參與「白紙運動」被拘留過三次，來到英國後便申請了政治庇護。俞斌稱自己的選擇並非出於經濟原因，而是源自於他對中國中國政治環境的深深失望。
「封城期間的高壓政策讓我對體制感到絕望。”
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提到，上海的封城和高壓政策讓他感到極度壓抑，而烏魯木齊火災事件後，全國各地的抗議更是成為他決定離開中國的關鍵點。
「看到烏魯木齊火災後那麼多人站出來，喊出『習近平下台』的口號，我明白自己不能再繼續生活在這種環境下了，」俞斌說。
儘管在英國的生活條件遠不如在中國時的舒適，但他認為自由和表達權利是值得為之奮鬥的。
庇護者動機轉變：從經濟到政治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到英國申請庇護的華人人數從2012年的798人增加到2023年的2,384人。在疫情旅遊限制放開的2022年，人數曾達2,747人。觀察家指出，在申請庇護的人數成長的同時，庇護者的動機也從單純的經濟考量轉向了對政治和社會自由的追求。
在英國從事移民法律工作的黃華，見證了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庇護申請者動機的轉變。黃華回憶道，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申請庇護的中國人多來自福建省。他們通常透過非法手段進入英國，目的是為了擺脫經濟困境。這些早期的庇護申請者大多並非因為政治原因，而是為了獲得在英國工作的合法身份，以改善經濟狀況，包括償還偷渡費用。
「那些年，申請庇護對他們來說更多的是一種謀生手段，」黃華說。 「他們報難民並不是因為政治迫害，而是為了獲得合法身份，好在英國打工賺錢。」 但他指出，近十年來，申請庇護的中國人群體組成發生了顯著變化。如今，越來越多的申請者來自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他們的動機逐漸從單純的經濟目的轉向了政治和社會自由的追求。
「現在的申請者越來越多地基於政治原因，」黃華解釋。 「他們不再只是因為經濟困境或單純為了賺錢而選擇申請庇護，而是出於對中國中國政治環境的不滿，以及對個人自由的追求。」這些申請者往往在中國中國有過較好的生活條件，但對日益嚴峻的政治壓迫和社會控制感到失望，從而選擇離開中國，尋求一個更自由的生活環境。
為了下一代不被中共洗腦
子女的未來成為許多華人家長選擇離開中國的主要原因。來自東北部的曾女士已經在英國生活了十年，目前在唐人街工作。她指出，雖然在英國的生活並不容易，但她仍然選擇留下來，因為她相信這裡的環境對孩子更有利。
「中國對教育和文化的控制越來越嚴格，我不希望孩子在那樣的環境中成長，」曾女士告訴美國之音。她認為，儘管經濟上有所犧牲，但在英國，孩子能夠接觸到更多樣化的思想和文化，不會被迫遭受單一思想的強制性灌輸。
黃華的觀察也佐證了這個趨勢。他提到，越來越多的庇護申請者不僅是為了個人自由，更是為了給子女找到一個更自由的成長環境。他們擔心子女在中國會受到政治洗腦，因此選擇到國外定居。
「這些家長中很多人曾在中國擁有穩定的生活，但他們最終選擇放棄這一切，為的是給孩子一個不受中共洗腦的更好的未來，」黃華補充道。
嚴酷清零政策的影響
政治壓迫是越來越多國人選擇申請庇護的重要原因。許多人因在中國的社群媒體活動受到監控，甚至因為發表言論而被公安「喝茶」警告。黃華提到，他接觸的許多庇護申請者都有翻牆上外網的經歷，透過海外社群媒體了解外界訊息，因而成為政府的「關注對象」。
儘管政治和對子女未來的擔憂是許多中國人出國申請庇護的主要原因，但經濟壓力仍然是重要因素。來自山東的王台（化名）就深受嚴格的清零政策影響，他在中國經營一家小生意。然而，疫情期間嚴格的封鎖和管制措施讓他的生意幾乎無法維持。 「疫情讓我們做小生意的人沒有活路，政府的封鎖措施一刀切，完全不考慮我們這些小商戶的生存，」王台無奈地說。
「疫情前我們雖然辛苦，但還能養家糊口，但疫情之後，一切都變得無法承受。」為了生計，他選擇前往英國，儘管這裡的生活並不容易，但他仍然感到這是唯一的出路。
疫情的衝擊不僅限於經濟層面，它也放大了許多人對中國政府高壓政策的不滿。俞斌回憶起上海的封城時說道：“封城期間的高壓政策讓我深感壓抑，你不知道明天會不會突然被封，哪怕只有幾天的緩和，心裡也一直緊繃著。”
他表示，這種不確定性和政府對公民生活的強力干預，讓他感到無法再繼續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最終選擇在英國尋求庇護。
黃華也指出，疫情期間，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言論和資訊的控制，許多有獨立思想的人因此受到壓制。
「疫情使得許多人意識到，政府不僅控制了他們的生活，還試圖控制他們的思想，這成為了許多人選擇逃離的一個重要原因。」黃華說。
「這些人不再是單純的經濟移民，他們有強烈的政治訴求，希望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中生活，」黃華說。
他也提到，一些庇護申請者因宗教信仰在中國受到迫害，或因表達與政府不一致的觀點而遭到威脅，這些都促使他們選擇離開中國，前往英國尋求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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