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胡文博目前是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博士後。他自大學起就在美國求學，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了本科和博士課程的學習，研究領域是生物信息學。這是一門涵蓋統計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跨學科研究。
他談起了一次入境時不尋常的經歷。
“一次從中國飛回洛杉磯的時候，一名海關官員用充滿懷疑的語調問及我的研究領域和所在的學校，並花了一兩分鐘仔細閱讀我的文件”，時胡文博對美國之音說，“最後我們沒有被帶到小黑屋問話，但是這跟平常蓋章走人的經歷完全不同”。
“我覺得受到了特別審查，而原因是我的背景和國籍”。
學術自由=間諜天堂？
時胡文博受到的待遇並不是特例。特朗普政府從去年開始對美國大學裡可能出現的敏感信息和技術外洩開始嚴格調查。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數據，2014年，美國有1/4的敏感和機密信息被外國通過學術機構獲取。2018年4月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國家反間諜官員米歇爾·範·克里夫（Michelle Van Cleave)說，自由和開放導緻美國成為“間諜的天堂”。
美國聯邦調查局反間諜處助理主任普里斯塔普（EW Priestap）在2018年6月的一次國會聽證上說，大多數美國教授專注傳道授業，分享人類知識，不幸的是，這種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越來越多地為一些個人和國家所利用。他們的手段日漸精巧，富有創意，對美國的學術、經濟、軍事構成威脅，侵蝕國家安全。
普里斯塔普強調，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並不針對特定的種族和原籍背景，他們關注的是行動。美國情報部門注意到，在學術間諜犯罪中，中國公民的數量不成比例地高於其他國家公民。
中國的千人計劃更是受到了美國國防部門的特別關注。美國國防及情報官員認為，中國2008年啟動的“千人計劃”，吸引在美國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是中國轉移、複製並最終趕上美國軍事和商業技術多種努力的主要部分，其目標是促進合法及非法將美國技術、知識產權和知識轉移至中國。
著有《間諜學院》(Spy Schools)一書的調查記者丹·戈爾登(Dan Golden)表示：“美國大學裡有很多的國際學生、國際學者。有一些人在為他們的國家蒐集信息，竊取科學機密或發展人脈”。
戈爾登在他的書中談到了一個例子。中國公民劉若鵬曾是杜克大學學生，他參與開發一種讓物體無法被某頻段內的電磁波探測到的遮蓋物。五角大樓資助了這個項目，然而他的導師發現，劉曾經邀請中國的老同事來參觀並拍攝杜克大學的設備。
他的導師意識到，劉想要與中國同事分享在美國學習的先進技術。劉在回國後建立的機構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註冊數千項專利。他堅稱，自己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只是得益於美國開放的學術環境。
戈爾登在他的書中寫到，劉若鵬利用美國大學的開放性讓大量納稅人出資研發的敏感信息流入外國政府手中。“全球化使得美國大學站在了間諜戰的前沿”，他說。
華人科學家受到更多審查
在這種情況下，從2018年開始，有中國背景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不論是美國公民還是綠卡持有者，變成了政府特別審查的對象。包括聯邦調查局和國立衛生研究院在內的美國政府機構對大學和研究機構施壓，要求排查可能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並提供給外國政府的個人。
與此同時，美國將更多的中國大學列入黑名單。今年四月，美國商務部將37家中國企業和學校列入美國企業應謹慎對待的“未經核實”實體危險名單，其中包括人民大學、同濟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如果美國大學想要從這些大學僱傭教授或研究人員，必須提供額外證明來保證僱傭的合理性。
這些做法雖然能夠防範竊取學術成果和敏感信息的風險，卻也招致外界的批評。有些人批評這會阻礙學術交流，也有些人認為這是散佈冷戰思維，針對種族進行不合理審查。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華人學者7月發表聯名公開信，批評目前美國對於華人學者的負面環境給他們帶來了心理恐懼。
一些對此關切的科學家組成的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在今年6月致信特朗普總統，其中提到了水文學家陳霞芬(Sherry Chen)， 天普大學物理系教授郗小星等案件，並批評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要求美國醫療中心對全美華人學者的大規模調查。信中說：“這種調查損害了美國的形象，還損害了國家安全，並且對一些最優秀的科學家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傷害。”
對於在2013年開始讀博士學位，並在2018年畢業的時胡文博來說，5年前和5年後，美國的科研環境變化顯著。
“那時候，針對中國科學家的負面新聞少得多。總的來說，社會和學術屆的氣氛是友好、開放和公平的”，他對美國之音說。
“但是近幾年來，我能感覺到針對中國科學家一些微妙和間接的歧視”，時胡文博說,“比如，在一所著名大學的招聘中，其中一個部分是應聘者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所有有中國背景的應聘者都被安排在下午，而非中國背景的人則是在上午。我不知道這所大學這樣做是不是在刻意分組。如果是的話，那真令人心寒。”
他還說，很多人對於第一作者是中國人的科研文章變得越來越充滿懷疑。
他也擔心目前的大環境對他未來的學術生涯會有切實影響。“我擔心目前的負面環境會讓其他人不願與中國科學家合作。我也很擔心這種大環境會增加我尋找大學教職的難度”。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