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行官員財產公開的試點已經有5年的時間了。不過，統計顯示，在那些進行官員財產公開試點的地區，一半以上的試點不了了之。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不進行其他的制度性變革，即使所有官員的財產都公開，也只不過是走形式而已。
中國從2009年開始官員財產公開試點，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
進行官員財產公開試點的地區目前接近40個。除了銀川、哈爾濱和石家庄這3個省會城市以外，其餘試點均為縣、市、區，因此財產公開的主要對象是科級幹部。
新京報的調查發現，在這些試點地區，過半地區的財產公開只是“曇花一現”，並無下文。在首開先河的新疆阿勒泰地區，它的廉政網上已經找不到公示官員財產的“公示欄”了。這個公示欄在2009年曾公開了1054名官員的財產信息。
報道說，試點進行不下去的原因包括人走政息、遇到阻力、財產難以核實以及上級叫停。
旅居紐約的評論人士陳破空認為，中國政府從基層開始的所謂試點﹐只是應一時的政治之需而已。
他說：“中國政府一說搞試點，基本上就是一個緩兵之計。就像談民主選舉一樣，他們就把試點放在最基層，叫農村基層選舉。結果我們看到，這個試點已經搞了20多年，愈搞愈不像樣，甚至是名存實亡，像廣東的烏坎模式就是這樣。”
陳破空認為，當官員公開財產的做法影響到更大的政治目的，例如影響到官員與政府的形象以及不利於穩定的時候，就會被上級叫停。
這位分析人士說，官員財產公示是反腐的一個利器，但是習近平上台後，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抓捕那些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維權人士，說明當局並不是真反腐，而是以反腐的名義展開政治鬥爭。
他說：“它的潛台詞就是，反不反腐、怎麼反腐由我們來決定，不要你們來傳話。事實上，大家也看到了，反腐成了一個權力鬥爭的工具。反來反去，主要反的是自己的政敵，不是一個全方位的反腐，因為看上去是打掉了不少官員，但是這些官員分析下來基本上是一條線上的，要麼就是跟薄熙來、周永康這種政變陰謀有關的，要麼就是跟政治老人江澤民有關的，為了瓦解政治老人的影響。”
華盛頓智庫加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夏業良指出，中國民間，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官員財產公示的訴求。最近幾年，愈來愈多的公民運動通過各種方式，包括街頭活動，來推動官員財產公示，一些人也因此被當局抓捕。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裡，這種自下而上的官員財產公示很難實施。
他說：“這些基層幹部，他們腦子裡在想，我們這才算是撈到多少點好處？那些高級領導、中央委員、省部級幹部、國家最高領導人，他們撈得才更多。為甚麼他們先不公佈呢？”
曾經在北大教授經濟學的夏業良說，在缺乏相應的監督制度的情況下，官員即使是公佈財產了，其真實性也很令人懷疑。
他說：“我在2003年人民日報和國內很多媒體上都看到，胡錦濤總書記月薪2300多元人民幣。我在上課的時候經常拿這個做例子。我說，這就說明中國國家領導人很廉政嗎？我覺得這個恰恰說明這個腐敗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最近互聯網上傳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個人財產信息，其中有的存款還不到一兩百萬，只有七、八十萬。
夏業良說，這些數字很難讓人相信其真實性，因為現在北京一個普通市民的財產都不只這些。
這位專門研究過中國個人所得稅的經濟學博士認為，中國官員一方面名義收入很低，而隱性收入又不為人知，這樣為他們少交稅反而提供了方便。另外，當局很難監控官員申報不實或是利用家屬把財產轉移到海外的做法。
夏業良還認為，中國當局目前的運動式反腐只是為了排除政治異己，而不是真的反腐。
他說：“根治腐敗就是無法避免制度變革。制度變革的第一個信號就應該是放開報禁，也就是說媒體可以自由評論，允許不同觀點、不同聲音的獨立的電視台、報紙、雜誌、網絡，放棄這種網絡的管制。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放開黨禁，就是可以成立不同的黨派，可以跟它競爭。”
夏業良說，只有這樣做的話，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建立起一個憲政民主的制度和法治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