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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情報機構依據反間諜法干預對外商貿 加劇中歐脫鉤


資料照片: 2023年3月24日明茨集團北京辦公室關閉
資料照片: 2023年3月24日明茨集團北京辦公室關閉

中國國家安全部於11月16日星期四發文稱,人工智能因為需要大量數據來學習和訓練,因此可以成為破壞網路安全和管理的“幫兇”,從而對中國經濟、政治、軍事安全造成威脅。

中國情報機構依據反間諜法干預對外商貿 加劇中歐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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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指出,中國國家安全機關將強化自身各方面的功能,為因應人工智能的風險挑戰築牢國家安全屏障。

觀察家指出,中國國家安全部這篇文章再次凸顯了北京當局對資料的敏感和警惕,這也可以從最近擴大的反間諜法和資料法中看出端倪。 但是,資料的流通卻是跨國商業和貿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情報機構依照反間諜法對於商貿活動進行幹預,致使越來越多的外商對繼續跟中國進行商貿交往望而卻步,感到一不小心 恐怕就會陷入中國情報機關設下的圈套。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在採訪代表歐盟商業遊說團體的歐洲商業協會(BusinessEurope)負責人時發現,中國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和資料法有可能使外國公司難以向中國投資,致使歐洲與中國脫鉤看來在所難免。

《反間諜法》引入數據概念

中國政府於今年7月1日以加強國家安全的名義正式頒布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

該法首次在具體間諜行為的定義中引入了非法提供特定“數據”的概念,從傳統領土安全延伸到網路安全、科技安全等領域。 但是,該法並未定義“其他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資料、物品”。

並且,中國國家安全機關在被給與了在法定情形下查看隨帶物品、查閱調取資料、傳喚、查詢財產資訊等廣泛的職權。

基於新修訂的《反間諜法》,中國國家安全部門與網信辦等部門或共同參與資料違規執法,並且會進行資料出境安全評估。

中國國家安全部門被給予與權力親自介入正常商業活動中的資料傳輸。 旅居美國的中國法律學者滕彪告訴德國之聲說:“反間諜法中的許多核心概念,如國家安全,都沒有明確的定義,也沒有明確的範圍。在實踐中,中國當局可以利用該法 來壓制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活動家和公民社會。”

觀察家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在華跨國公司人人自危,擔心任何向境外傳輸資料的行為都可能構成犯罪。

歐洲商業協會副總幹事路易莎·桑托斯(Luisa Santos)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說:“如果人們擔心與歐洲共享數據可能會在中國坐牢,那麼就必須做出一些非常艱難的選擇,而這可能 會有效地導致我們都希望避免的脫鉤。”

難以合規刺激外國企業脫鉤

其實在該法正式宣布實施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開始對外商採取行動。 美國盡職調查公司明茨集團(Mintz Group)的北京辦公室在今年 3 月遭到中國當局的突襲,導致 5 名員工被拘留。 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和凱威視訊(Capvision)也因涉嫌與外國情報機構有聯繫而遭到類似突襲。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這種情況對尋求吸引中國業務的國際公司構成了挑戰。 例如蓋洛普公司,由於其全球調查經常反映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因此引起了中國當局的警惕。

隨著經商環境的惡化,一些跨國顧問公司正在撤離中國。 美國格理集團(GLG Lehrman Group)的專家平台放棄了早前在中國的擴張計劃,今年夏天開始裁減中國員工。 彭博社最近也通報稱,美國資產管理巨頭先鋒集團(Pioneer Group)正在邁出撤出中國的最後一步。

對於外國企業這種恐懼,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社評稱,只有心懷不軌的人才會害怕反間諜法。

“光明正大在中國做生意的境內外人士,想來都不會把自己跟《反間諜法》聯繫在一起,毋庸說擔心什麼‘不穩定’的事。”

越來越多的公司將開始部署“在中國為中國市場”的策略,將本地業務與海外網路分開,並投資於新的出口製造能力。

前匯豐銀行環球市場大中華地區分析師林浩波對美國之音說:“近幾個月,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中國政府利用反間諜法查抄外國公司的例子。這顯示不僅是西方和中國脫鉤 ,而且是中國在與西方以某種方式脫鉤。”

中國商務部試圖打消擔憂

中國商務部試圖消除外國商會的擔憂。 在上週發布的備忘錄中,商務部下令“清理”歧視外國投資者的法規。

這些歧視外國投資的措施包括不允許外國品牌享受補貼、強迫企業延長申請許可的時間、阻止外國品牌參與地方政府的招標和採購等。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歐盟商會在評論這份備忘錄時說,它“期待著時間表和更具體的實施指南的發布」。 而英國商會會長朱利安-費雪(Julian Fisher)則說,這份公告將 "幫助我們的會員樹立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對於中國政府為何會有這種前後矛盾的政策調整,哈佛大學學者和前路透社記者、曾經在中國擔任盡職調查員的韓飛龍(Peter Humphrey)分析認為,這一切都是來自習近平對信息流動 的偏執。

韓飛龍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既想封鎖所有來自中國的資訊流,又想從外部世界竊取盡可能多的信息。這是他大多數決策中自我矛盾特徵的一個例子。他宣布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希望吸引更多 外國投資,但隨後採取的行動卻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一方面宣稱要鼓勵私營部門,另一方面卻攻擊和解散中國的大型私營企業。他的整個政治思維都染上了這種自相矛盾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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