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管理人員孟晚舟的歡迎委員會做好充分準備：從標語字幕的顏色到如何報導這次協議的命令，國營媒體在執行嚴格的指令。
當局命令各公司在大樓上展示“歡迎孟晚舟回家”的標語。
其他人命令媒體客觀準確報導，但總體對孟晚舟返回的情況報導採取“低調和縮水”的方式。
美國《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揭露了國家媒體指令的細節。從2010年以來，這個獨立的新聞網站發表了中國當局向國營媒體單位發布的數百份指令。
從7月份河南水災的報導-“把報導的重點轉到災後復原”-到2020年的地攤交易-“請不要繼續炒作”-到國內外的疫情努力，分析人士說，這些公佈的指令突顯國家新聞審查的嚴格有時又是奇怪的性質。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中國分析員達特（Angeli Datt）對美國之音說，“這些指令的確有幫助，因為如此之多的新聞審查外界是不知道的，”“中共依然希望試圖讓其看似盡可能的有機和自然。它不希望展現國家的高壓手段，即使高壓手段存在，即使民眾知道這些指令的存在。”
分析人士說，北京注重細節很說明問題。它展示政府對媒體的全方位控制，即使是在看似無害的議題上。
中國駐華盛頓使館對美國之音說，言論自由在中國受保護。
使館發言人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媒體致力於客觀公正真實準確的報導，在增進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這一憲法權利受到充分保護。”
紅線
人權觀察中國分析員王亞秋說，這些公佈的指令讓人“從內部了解系統的運作方式”。
王亞秋說，這個系統有兩個主要的領域：自我審查和政府強制的審查。
她對美國之音說，壓制往往在臨時安排的基礎上工作，“沒有明確的規則”。
達特說，模糊的方式可能是故意的。
達特說，“政治紅線從來都是故意模糊的，因為如果你不知道何時越過了紅線，你在做可能會越過紅線的任何事時都會更加猶豫。”
在中國國營媒體工作過的記者有類似的看法，表示編輯記者們經常避免他們認為可能是敏感的議題，防止陷入麻煩。
儘管他們在報導不那麼政治敏感的新聞時有些自由，但記者們說總體而言，控制似乎近年來加強了。
英國華裔記者鄭禮先(Tony Cheng)2011年到2020年在中國央視工作。他之前為半島電視台英文節目和英國廣播公司擔任記者。他說剛到央視時有很多自由。
鄭今年早些時候對美國之音普通話組說，“我在中東廣泛旅行，做了很多我感到非常自豪的了不起的報導，”“但我在過去四年中感到新聞控制越來越嚴。”
中國開始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工程時，“東南亞國家的報導突然容易成為敏感議題。”
鄭禮先最近在泰國首都曼谷擔任自由撰稿記者。他說央視故意忽略了來自東南亞的有些報導。
緬甸羅興亞人種族滅絕、泰國動盪、中國電商阿里巴巴在泰國發展和香港抗議等人權議題都被排除。
美國之音向央視兩名媒體聯繫人發出要求評論的電郵都沒有回音。
記者奧狄（Michael Ottey）說，他2014年開始在《中國日報》擔任了兩年編輯，對國營媒體的運作有更好的了解。
當時他和一名中國編輯共同工作。記者們說這名編輯是“把關人”或是確定某些議題是否過於敏感時必須請教的人。
奧狄現在是《洛杉磯時報》的助理編輯。他對美國之音說，“你可以整天都批評敵人，但你不能批評你的朋友。”
但北京的朋友和敵人的名單經常變動，所以《中國日報》經常臨時進行自我審查。
奧狄說，《中國日報》經常在中共上層尋找根據政府當時的立場什麼人或事可以或不可以批評的信號。
奧狄說，“老實說，這很像給在一家公關公司工作，”“這不是真正的新聞。這更像是'讓我們照顧中國政府的形象。'”
《中國日報》沒有回复美國之音的評論要求。
《紐約時報》北京記者站負責人邁爾斯（Steven Lee Myers）說，中國當局“確定一個敘事-這就是他們談論的真相。”
邁爾斯指出，中國對新疆所謂“反恐作戰”的報導方式就是證明。美國和其他國家指責中國在當地大規模侵犯人權，關押了一百多萬維吾爾人。
邁爾斯對美國之音說，“這是他們要求民眾接受的僵化的正統觀念。”
他是2020年被中國驅逐的大約12名美國記者之一，以報復美國對媒體簽證的控制。
中國頒布了維吾爾待遇有關指稱的報導指令，包括2020年3月要求媒體避免報導“新疆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的工作安排。”
澳大利亞一家智庫之前說，估計有8萬維吾爾人在向外國公司供貨的工廠被強迫勞動。然後，中國當局就發出了這些指令。
自由之家的達特說，這些指令和中國嚴格的新聞審查即顯示權力，也顯示北京的擔憂。
達特說，“這些洩露的指令的確有助於顯示國家控制媒體、限制報導內容的方式，”“它體現了共產黨的不安全感。”
（美國之音普通話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