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近年來關係緊張，在多個領域均有著激烈競爭甚至對抗。在兩國存在競爭的多個領域中，有關科技領域的競爭似乎處於更重要地位。媒體人何偉傑（William J.Holstein）提到，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等西方國家面臨著一個真正困難的挑戰便是能否說服大型科技公司，讓他們幫助國家保持技術優勢，維護國家安全。他還提到，在宏大戰略中，媒體也應該更好地發揮作用，讓美國民眾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製度和文化。
美國參議院上月通過的《美國創新和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計劃為美國半導體產業提供52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資助。美國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法案“希望加強美國的科技和工業能力，更好地與中國競爭”。
此外，美國總統拜登也延續了前總統特朗普2019年簽署的涉及保障美國信息及通訊技術和服務供應鏈的13873號行政命令（E.O. 13873）。這一行政命令賦予美國商務部長權力，審查和拒絕“由外國對手所有、控制、服從或按照其指示”設計、開發、製造或供應的任何信息通訊技術產品的任何收購、進口、轉讓、安裝、交易或使用。
相對於貿易等其它領域，科技似乎才是拜登政府與中國較量的前沿陣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Shirk）曾對美國之音說：“現在，技術已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因為技術問題確實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這確是我們與中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之一。”
中國方面今年3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綱要提到要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總部位於芝加哥的智庫保爾森基金會的下屬機構MacroPolo在一篇分析中提到，中國更廣泛的科技目標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自力更生、根本性突破和經濟升級。
分析提到，自力更生主要是指在半導體等領域自力更生，以緩解供應中斷和製裁帶來的下行風險；根本性突破的目的則是推進技術前沿，為中國創造新的機遇，量子技術就是這種雄心的代表；所謂的經濟升級主要是利用新興技術推動製造業和農業等行業的發展。中國面臨著生產率增長下降帶來的主要結構性經濟逆風，政府再次將科技視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法寶。
中國媒體新京報報導說，《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20》顯示，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已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已經建立了世界領先的AI研究體系，無論是在技術開發還是在市場應用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
面對中國的科技雄心，媒體人、作家何偉傑（William J Holstein）在接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PC）採訪時曾表示：“我們面臨的最敏感和最困難的辯論之一是，美國政府能否與美國企業合作，減緩一個科技強國的崛起，這對我們的利益構成了明顯的挑戰。”
他還表示，美國能否跨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界限進行合作？能否集中專業知識？在不放棄美國價值觀或關心事務的情況下，美國需要弄清楚如何在這些非常微妙、非常複雜的衝突中變得更加團結。
何偉傑曾於1979年前往香港進行新聞報導，在此期間他報導了一些中國南方發生的故事，因為在他看來，那裡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源地。何偉傑還曾獲得海外記者俱樂部頒發的最佳海外經濟報導獎。據海外記者俱樂部介紹，他此後還擔任了合眾國際社北京分社社長，直至1982年回到美國。現如今，他是一名獨立媒體人兼作家，並持續關注美中關係，發表有關中國及美中關係的著作。
以下是何偉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內容節選。採訪內容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
記者問：何先生您好，我們知道您曾在大概40年前派駐香港，您部分工作便是報導中國事務，您也曾前往中國南方進行報導，您能談談您的經歷嗎？
何偉傑答：當鄧小平和吉米·卡特實現關係正常化時，西方和一些新聞機構意識到他們需要派高級記者前往北京。那時我還是一位初級記者，我來到了香港，而我的部分職責就是報導交易會（trade fair）和在中國南方發生的一些事情。我是第一批在廣東工作的記者之一，但我看到了鄧小平開啟的經濟現代化的早期萌芽。但是對於我在北京的同事來說，北京至少10年沒有任何變化，經濟現代化的努力和進程在北京基本上是看不見的。那時中國南方的人們是貧窮的，他們真對我擁有的和我身上帶著的東西有一種渴望。當中國人組織起來專注於經濟增長時，他們就會有很好的機會做到這一點，事實上，他們確實做到了。
問：您會如何比較當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
答：在我看來，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偉大的財富爆炸之一，也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財富爆炸之一。現在中國人從貧窮變為坐擁3萬億美元、擁有外匯儲備，還有那麼多中國人成為了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是財富的爆炸式增長，而且發生在驚人的短時間內，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是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科技雄心？
問：我們知道今年來美中兩國關係緊張，兩國在一些領域更是存在對峙和競爭，科技便是其中之一。中國對科技有很大的野心，他們想成為科技超級大國。您如何看待北京的科技雄心？北京到底想從中得到什麼?
答：中國想要實現或恢復中國夢。當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時候，或者讓我們回想一下絲綢之路的時代，中國人製造絲綢，他們知道如何製造指南針，他們知道如何造紙。他們擁有的技術使他們能夠以非常重要的方式主宰全球商業。
因此，中國在理解科技具有戰略意義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果你能掌握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5G等其他領域，你就能真正控制其他國家和他們的行為。
所以，我認為中國人爭奪的不是技術上的平等，他們不想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平起平坐，他們想要超越美國和其他地方的現有技術，這樣他們就可以從中賺錢，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來影響整個世界。這就是他們的雄心壯志。
所以，這給西方製造了一個真正的困境，我們如何加速我們自己的技術發展？我們如何令我們的大學、我們的企業和我們的政府機構聯合起來，集中精力，進行競爭。我們還沒有經歷過這種水平的技術競爭。也許在美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沒有過。我們確實經歷了與前蘇聯的激烈軍事對抗，以及早期與日本和德國的對抗，但他們在技術上不如美國先進，也不如美國強大。但現如今，中國這個人口大約是我們四倍的國家似乎正在積極計劃以實現技術優勢。所以這讓我們陷入了兩難境地。我們究竟該如何組織，我們究竟該如何應對？
問：在您最近上市的新書《在宏大戰略中：對抗中國，馴服科技和恢復媒體》(A Grand Strategy: Countering China, Taming Technology and Restoring the Media)中，您提到中國的快速發展的科技正在當代地緣政治競爭中發揮主導作用。您還提出瞭如何應對中國的建議，為什麼說現在是時候開始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
答：讓我們來看看蘋果公司，它的整個供應鏈都在中國，蘋果製造手機和其他兩條產品線的全部勞動力都是中國的，儘管其是由鴻海（富士康）管理的，但實際上，中國政府控制著蘋果使用的技術，所以坦率地說，蘋果必須服從北京方面的要求。而亞馬遜網絡服務作為一個中國實體在中國註冊成立，因此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多年來，美國科技公司看到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 他們的銷售似乎與美國和西方幫助中國融入世界秩序的目標大體一致，但現在我們看到他們已經變得太成功了，他們在中國的銷售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他們不想拿這些銷售額冒險，所以他們試圖兩面兼顧。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美國政府是否有權力對美國的科技公司說，你們是美國公司，你們需對中國的某些銷售進行限制，你們需要要合作並確保IT系統是安全的，國家安全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私營部門也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
我認為在美國政府和美國科技公司之間將會有一個非常困難但非常重要的對話，你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自己的科技公司做了什麼，最近就發生在馬雲和滴滴身上的事情而言，他們受到了全面的攻擊。有一種明確的決心，就是要從中國高科技行業中抹去任何獨立的跡象。中國政府已經不僅僅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幾乎是列寧主義者，要求私營部門為共產黨和習近平服務。我認為，同樣的政策也適用於所有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因此我們西方國家面臨著一個真正困難的挑戰：我們能否說服我們的公司，他們必須幫助我們的國家保持技術優勢，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敏感和重要的話題。
媒體責任與敘事
問：您還提到媒體也是宏大戰略的重要一環，美國主流媒體需要超越黨派之爭，為美國如何向前邁進創造一個全國性的對話。美國媒體的角色究竟是什麼，他們又應該做什麼來對抗中國呢？
答：美國媒體現在對點擊量、電視新聞節目的收視率越來越感興趣。我們並沒有發揮知識上的領導作用，我們並沒有試圖告訴美國人民：這是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事情。
40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幫助美國人更多地了解中國的製度，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文化，更多地了解中國的龐大，但美國人不想面對理解這個制度、語言和文化的必要性。所以美國媒體現在應該幫助實現的是向美國人解釋，讓他們可以理解。中國在某些方面與我們合作，但在另一些方面，與我們競爭，而我們需做出應對。這就是美國人沒有完全理解的地方，就像他們不明白《孫子兵法》中所提到的，你與他人合作的同時你也可以試圖削弱對方，這就正如《孫子兵法》所說的，兵法的最高境界便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們正在見證一種競爭，一種我們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競爭。
問：剛剛我們談到了美國媒體應該更好地讓民眾了解中國發生的事情，那您又是怎麼看待中國的媒體敘事呢？中國目前的媒體敘事似乎是相當反美的，例如他們會談論“美國抗議八個全球第一”，這八個第一是全球第一抗議失敗國、全球第一政治甩鍋國、全球第一虛假信息國等相對負面的八個第一。而且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情懷越來越濃重，對此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我認為這很危險。我有一些中國朋友，他們回中國時會看到中國人民沒有獲取正確的新聞（the right kind of news），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版本的真相，他們正被引導走向與世界對抗的道路。 “戰狼”外交已經疏遠了全世界的人民。
我覺得習近平已經得出結論，今天是中國開始對全世界施加控制和影響的時候了。但這可能為時過早，他可能太早開始了強硬（harsh）的言辭。我們可能處於一個世界的早期階段，這個世界正在團結起來回應習近平正在做的事情，回應國家控制的媒體正在煽動的民族主義。所以，他讓中國的年輕人走上了一條最終可能會自掘墳墓的道路。這是一種非常、非常強大的宣傳。在我與中國接觸的40年裡，我從未見過如此強大的宣傳，那裡只有一個聲音，只有一種言論，其他的聲音都被壓制住了。在任何歷史背景下，這都是非常危險的趨勢。如果一個國家和人民相信每個人都在欺負他們或反對他們，這會導致危險的錯誤。我擔心我們的關係正在走向危險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