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月29日起終止對原產於澳洲的進口相關葡萄酒徵收反傾銷稅。專家認為，勘培拉應該發揮經濟槓桿的功能與中國談判，因為貿易而在民主的原則上妥協並沒有必要。
進口中國市場的前景有待觀察
中國商務部公告，經裁定，鑑於中國相關葡萄酒市場情況發生變化，對原產於澳洲的進口相關葡萄酒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已無必要。國務院作出決定，自2024年3月29日起，終止對原產於澳洲的進口相關葡萄酒徵收反傾銷稅；終止徵收反傾銷稅後，不徵收反補貼稅。
中澳關係自2020年澳洲要求中國政府調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後降至冰點。中國對原產於澳洲的進口相關葡萄酒徵收反傾銷稅。
澳洲工黨政府2023年5月執政後，中澳關係回溫，中國逐步取消對澳洲的大麥、煤炭等商品的貿易障礙。葡萄酒和龍蝦是少數剩餘的關稅壁壘。中國終止對葡萄酒徵收反傾銷稅意味著對堪培拉長達三年的貿易施壓告一段落。儘管如此，澳洲中國工商業委員會(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全國主席大衛·奧爾森（David Olsson）表示，釀酒商可能無法全面重返中國市場。
悉尼科技大學(UTS)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羅震(James Laurenceson)認為，經過了三年來出口中國的葡萄酒大減後，日後的出口市場或已有所變化。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富邑葡萄酒集團（Treasury Wine Estates）等澳洲主要的葡萄酒生產商長期以來並未放棄中國市場，持續著將其產品帶回中國的策略，現在這些策略將立即被激活。他表示，澳洲對此變化的準備程度充足，問題是中國市場的胃口。他說，從過去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來看，自2020年對澳洲葡萄酒加徵關稅以來，中國進口葡萄酒市場規模已大幅萎縮，如今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復到從前的光景還有待觀察。
對此，澳洲國際關係觀察家蔡芳婷(Sophia Tsai)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自2010年以來，中國對澳洲葡萄酒的需求就有所下降，因此澳洲葡萄酒產業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不是關稅造成的，這次勘培拉促使中國終止徵收葡萄解的反傾銷稅顯然不夠聰明。
她說:“中國最初加徵關稅的項目是對中國不具戰略意義，是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產業，也是我們(澳洲)可以輕易多元化的產業。這並不是說這些規模小的產業不重要，而是在與中國談判時，澳大利亞可以透過發揮我們的經濟槓桿來更好地保護這些產業。”
蔡芳婷指出，中國正面臨糧食安問題，加上澳洲鐵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是中國需要澳洲，澳洲並不需要中國生存。她表示，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國就已被證明是一個不可靠和不公平的貿易夥伴，澳洲工業界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來實現市場多元化，並像許多民主國家一樣遠離中國。
熟悉中國外交事務的前中國駐澳洲雪梨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認為，中國利用世貿組織(WTO)機制對全世界進行商品傾銷，卻從未實踐世貿組織提出的條件，反而讓中國經濟壯大進而威脅到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導致許多民主國家陸續採取措施逐漸與中國貿易脫鉤。他指出，勘培拉不該犧牲民主國家的原則，用綏靖政策換取貿易往來。
他對美國之音說:“國際貿易本身就是一個建立在互利的原則基礎。中國單方面的貿易制裁實際上是破壞雙邊關係，中國只是目前暫時糾正了他的錯誤行為而已，所以澳洲在原則問題上的妥協和讓步跪下來，實際上是沒有必要的。”
陳用林認為，工黨政府為了恢復過去熱絡的貿易往來對中國妥協過度，除了在南海問題上保持低調，對維吾爾問題、香港國安法等國際議題都是輕描淡寫，甚至連對澳洲本身影響甚鉅的達爾文港租約、中國在澳洲境內的統戰與滲透問題都輕輕放過，已經違反了澳洲的立國精神。
對此，悉尼科技大學(UTS)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羅震指出，與華盛頓不同，勘培拉在對華貿易問題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繼續與中國保持熱絡的貿易，但也不迴避北京可能反對的安全政策，例如澳英美軍事同盟( AUKUS)。他認為，國安上的緊張局勢將透過“冷靜和專業”的外交來解決，而北京也對這種做法感到滿意，有助於雙邊貿易，就如貿易和旅遊部長唐法雷爾（Don Farrell）所言：“我們目前正在進行價值3000億美元的雙向貿易，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數字不能達到4000億美元。”
境內滲透無所不在涉及政治人物
貿易和旅遊部長唐·法瑞爾(Don Farrell) 去年5月訪華，與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面，他說: “沒有什麼比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牢固的貿易關係更有力了。”
對此，前中國駐雪梨外交官陳用林表示，澳洲長期以來已經為了對華貿易妥協與忽視太多，導致中國勢力在澳洲境內統戰措施、制度性滲透等問題趨於失控狀態，雖然澳洲早在2018年就實施了《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今年首例對華裔商人楊怡生判刑兩年半，但中國的影響力還是四處滲透，甚至很可能涉及政治人物，例如貿易部長唐法雷爾本月的發言。
陳用林說:“中國的影響力是相當厲害的，唐法雷爾就說他不知道美國是澳洲最親密的盟友，實際上是公開否定這個共識。澳洲公民都不會這麼說，而且作為一個議員，本身就是違反民意。”
陳用林指出，前貿易部長安德魯·羅布（Andrew Robb）最初推動嵐橋集團以5.06億澳元獲得澳洲北部戰略位置極其重要、附近設有美軍基地的達爾文港99年的租賃權，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租賃使用國外港口的先例，他從國會離職後該年即就任嵐橋集團年薪88萬澳幣的高級經濟顧問，充滿危害澳洲國家利益、圖利中國的行為。
澳洲國際關係觀察家蔡芳婷認為，中共在澳洲社會的影響力長期失控，滲透到澳洲社會的各個層面。
她說:“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簡稱ASIO）才剛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們尚未採取任何有成效的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澳洲安全情報組織公開揭露了一名為中共服務而犯下叛國罪的前政治人物，但他不承擔任何後果。”
蔡芳婷表示，本月王毅訪澳幾乎沒有公開行程，少數藏人在飯店外合法區域抗議時還遭警察驅離，可見勘培拉多麼包容中國侵害澳洲公民的自由，甚至在人權法案的執行，以及營救澳洲公民楊恆鈞等重要議題不斷妥協。
或以放棄對楊恆鈞的營救
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和中國外長王毅本月20日在坎培拉的雙邊會談中討論涉及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今年2月初被中國法院判決死緩，並未公佈細節與結論。
前中國駐雪梨外交官陳用林表示，雙方關於楊恆鈞的討論只是內部會議，沒有實際行動，對中國根本不構成壓力，基本上工黨政府已經放棄了自己公民的生命。
他說:“我認為澳洲政府總體上是放棄了對楊恆均的營救，他(勘培拉)怕刺激中國，所以《馬格尼茨基法案》本來是針對中共侵犯人權的結果，到最終使用《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只是針對俄羅斯。”
澳洲國際關係觀察家蔡芳婷指出，大約同一時間，美國、加拿大、歐洲國家都通過了自己版本的馬《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共官員，日本也正在推動，澳洲卻懼怕中國而裹足不前，而且不分黨派。
她說：“澳大利亞已經制裁了俄羅斯、伊朗和緬甸官員，但尚未行使馬格尼茨基法案所設計的權力來制裁中共官員，而這種心態來自工黨和自由黨政府雙方。”
雪梨科技大學(UTS)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羅震認為，勘培拉目前正在透過一個公式來處理人權問題，也就是雙方明確各自的立場，並且不會迴避與這些評估一致的政策立場，但也不允許這些分歧蔓延並影響雙邊關係的其他方面。他表示，畢竟澳洲和中國共同利益多於分歧，因此並非假裝分歧不存在，而是“管理並超越”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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