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家庭債務過去五年增加了50%，超過11萬億美元，欠債不還的“老賴”達830萬人，佔中國勞動人口的1%。經濟專家對美國之音說，房貸和消費習慣改變是主要原因，但政府只注重生產端，不關注消費者和居民的政策也難辭其咎。
香港寰亞經濟數據有限公司(CEIC)最近發佈的數據顯示，2024年1月，中國的家庭債務超過11萬億美元。相對於五年前，中國的家庭債務規模增加了50%。
美國的家庭債務約為17萬億，雖然中國的家庭債務低於美國，但中國的人均收入不及美國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其家庭債務規模相當可觀。
中國的“老賴”為什麼越來越多？
中國的失信被執行人達830萬人，這些欠債不還的人被稱作“老賴”，年齡大多介於18歲到59歲之間，佔中國勞動人口的1%。“老賴”人數自2019年底增加了將近一半。
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老賴”等同於進了政府的黑名單，被限制不得有高消費和非必要消費行為，例如購買機票、高鐵票和住星級酒店。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員兼中國項目協調員黃天磊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個人債務在過去五年暴增，房貸是最大原因。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過去長期興旺，房價持續上漲，漲幅甚至遠超過GDP。許多人借貸買房，貸款金額也水漲船高。儘管當前中國房價出現下降，但房價仍維持在比較高的水平，而且還有向上趨勢，許多人無力負擔房貸。
另一個導致個人貸款上升的原因是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正在發生改變。黃天磊說，新一代的消費觀念和過去已經不一樣了。
他說：“以前大家的概念是從銀行或放貸者那邊借錢用來消費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相悖。但大家尤其是年輕人消費的思想在改變，現在貸款也很簡單，像是在支付寶上面很容易就可以貸到錢。”
黃天磊說，因為科技發展，貸款變得更加簡單，人們通過不斷貸款來消費，實際上對經濟發展有利好作用。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副教授謝田認為，中國人消費習慣的改變反映出對生活的失望。過去中國人的儲蓄率每年可達20-30%，遠遠高於歐美國家的5%。現在家庭儲蓄率越來越少，而且有儲蓄習慣的大多是中老年人。
謝田說：“年輕人現在不存那麼多錢了，有時候他們可能很絕望，覺得物價這麼高，存也存不了多少錢。再一個主要也是通脹的原因，”他說，“交通、通信價格漲得飛快，尤其房價、教育、醫療，實際上這是成本上升的問題。”
謝田指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衰退，帶來嚴重的房貸停供斷供問題。這些貸款破滅溢出成為壞賬，社會整體債務增加。這個問題連帶也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和零售、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有些人以前花了很多錢（買房），因為他覺得他有資產，房子在增值。現在房價在跌，這個財富效應也會導致他們覺得非常絕望，增加的債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他說。
中國會面臨金融危機嗎？
黃天磊則對房價下跌刺激消費者購買力持樂觀態度。他指出，中國的房價對比居民收入可謂天價，全世界房價收入比最高的城市就在中國的北上廣深和香港。此外，買房在中國社會還受到傳統文化影響，例如男性在結婚前常常需要在城市裡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人們為此大量儲蓄。
如今中國房價下跌，人們對房地產失去信心，在不買房的情況下，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另一方面，對已經有房子的人來說，中國的房貸利率正在下降，還在償還貸款的家庭能夠和銀行重新協商貸款條款。因為房貸下降，每個月繳的錢變少了，他們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能夠用來消費。
黃天磊較擔心的是中國的中小型銀行，這些銀行收到的來自居民、政府和企業的存款正在減少。居民因為擔憂風險，更願意把錢存到大銀行。而部分中小型銀行其實對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的敞口比較大，在這兩個部門都出現問題的情況下，中小銀行承受的壓力是最大的。
他擔憂中小銀行未來會出現象去年美國硅谷銀行倒閉的情況，而且因為這些銀行平時不引人注意，問題一出來大家都沒有準備，對消費者信心和金融系統會產生影響。
謝田認為中國的房市、股市和債市都已經陷入危機，而且因為大型銀行由政府控制，缺乏制約機制，之後還可能爆發更大危機。
“實際上，中國的金融危機我認為已經在發生。中國也沒有獨立的央行，所以印鈔票的時候，他愛印多少印多少，沒有任何制約。這不像美國，美聯儲是獨立的，可以決定利率和印多少鈔票，美國政府沒辦法干預。”
“在中國不一樣，中央銀行實際上是和財政部一樣，都是中共直接操控的。所以它完全可以用印鈔的方式把危機掩蓋和拖延。但是債務、破產和壞賬，這些數量越來越大，總有一天是掩蓋不住的。這個危機會全部爆發，就像一個定時炸彈，”謝田說。
黃天磊則認為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還不會形成金融危機，但經濟確實面臨增長速度放緩的問題，從過去兩位數的增長，到現在5%都難以實現，在國際主要經濟體中處於較低水平。
中國人債務暴增 中國領導層難辭其咎
謝田指出，中國政府試圖提高個人消費，來減少對房地產增長和基礎建設的依賴，這也是中國推出發展“新質生產力”——電動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等“新三樣”的原因。但在民眾捉襟見肘，年輕人失業率高達一半的情況下，國內的消費很難提振。
“這不是中共想刺激消費就可以刺激出來的，因為消費者沒有這個錢，關鍵是他們看不到這個前景，沒有信心，”他說，“中國經濟我認為現在沒有什麼可以走的出路，只能做好未來幾年一直在低迷和蕭條中度過的準備。”
黃天磊認為只有增加人民收入才能治本，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將得到改善。例如美國在疫情期間發行許多債務，此前人們對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感到擔憂，但美國產出的增長比債務水平更快，債務水平佔總體產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因此不必特別擔心債務問題。
然而中國目前的政策卻背道而馳，政府更加重視生產端，包括發展新質生產力，而不是關注消費者，對居民部門的支持明顯不夠。這些政策上的偏移會延緩中國需要的結構性調整。
“中國政府希望能夠雙循環，更多地把經濟調整到消費驅動，不要完全通過投資驅動。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的政策方向恰恰相反，不是強調消費、擴大內需，更多的是強調對優先的領域進行扶持，在關鍵的技術領域上解決卡脖子問題，在安全上自足的這種目標。”
他說，中國政府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在上述領域加倍投入，這是現在政策最令人擔憂的地方。中國政府對消費者和居民家庭部門不關注，尤其是農民工等低收入人群。
“他們其實對於中國大城市的繁榮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他們沒有得到應該有的待遇。他們在城市裡面生活，像二等公民一樣，對於他們的消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黃天磊指出，這些人根本沒有條件購買房子，在許多城市購房受到戶口的限制，高昂的房價讓他們難以承受，而公共住房計劃在中國也不普遍。整體來說，中國的政策對消費者和需求端的關注力度不大，特別是對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力度不高。中國民眾的個人債務暴增，中國領導層在決策上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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