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裸官”現象嚴重已是不爭事實，但是究竟有多少“裸官”外界不得而知。不過，中國學者提出的一個數字還是讓外界感到驚訝。據報道，最早公開提出中國“裸官”數字的是中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哲。他曾表示，從1995年至2005年，中國共出現了118萬“裸官”。
中國“裸官”問題到底有多麼嚴重呢？中國社科院在2008年的《法治藍皮書》中指出，46.7%的公務人員認為他們的子女可以擁有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其中縣處級
別以上的幹部超過50%。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說，“裸官”現象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的現象，並非中國所特有，韓國在70-80年代也曾出現過很多裸官。他說，導致“裸官”現象的出現，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竹立家說﹕“一，由於中國富裕以後，留學人員大幅度增加，其結果是在國內先富起來的那些人當中，有的大部分是官員的子女，然後留學完就不會來了，變成裸官了。二，由於中國財富大幅度增加，一些官員的行為不檢點，貪污腐敗。他們為了轉移財產，給老婆、孩子辦一些外國護照，變成移民。主要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中國裸官現象比較嚴重。”
竹立家教授說，由於目前沒有公務員財產申報和家庭信息公示的制度，很難確切地計算“裸官”的具體數字，但他認同一些專家估算的裸官數字118萬人。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國腐敗問題的專家。他說，中國公務員的人數大約600多萬，如果“官”的定義是公務員或處級以上領導幹部，100多萬的裸官人數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但如果以“吃財政飯”的人為基數，中國的“官”有7千多萬，裸官的人數會更龐大。
胡星斗說﹕“如果所有的吃財政飯的人，或者是事業單位的人，或者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都算‘官’，100多萬估計是打不住。”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日前表示要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貪污賄賂，腐化墮落案件，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加大防逃追逃追贓力度。
竹立家教授說，特權腐敗造成的社會分裂趨勢愈來愈明顯，民眾意見很大。因此，中共新一代領導班子上台後，必須要重視反腐防腐懲處腐敗，否則中國現代化的成果將毀於一旦。他說，反腐必須反，不得不反。而具体反腐的措施，正如王岐山所說的，要“先指標，後治本”。他說，為此中央出台了改變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以此作為反腐敗的一個切入口，先把腐敗猖獗的勢頭壓下去，然後再出台或完善立法，從制度上遏制腐敗的滋生和蔓延。
竹立家說﹕“治本主要制度方面的治本，制度安排方面的一些措施。下一步反腐敗的一個關鍵的有力措施，就是人大要立法，對公共權力制約方面要立法。我個人認為，立法應該包括個人財產申報和公示也作為一個重要的‘陽光法案’來推出。這樣的話，雖然不能完全消除腐敗，但起碼能遏制腐敗的大規模蔓延。”
有分析人士指出，“裸官”，由於其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客觀上很容易產生腐敗的動機和腐敗空間。一方面，官員的配偶和子女在國外的消費需要提供資金而腐敗，另一方面，沒有後顧之憂，會更肆無忌憚地腐敗。而且，“裸官”通過其家屬更容易地向海外轉移非法所得，在東窗事發時，或“金盆洗手”後，逃亡海外“投奔”那裡的親屬。
有觀察人士把這種情況總結為 “三部曲”：人走了（家屬出國），廟走了（財產轉移），和尚也走了（貪官外逃）。
近年來，一些“裸官”外逃不時地見諸報端。原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龐家鈺在2008年因受賄等罪被判12年徒刑時，他妻兒早已借助其勢力撈了大筆的錢，移民加拿大。原福建工商局長周金伙2006年在得知紀檢部門要調查他時，取道第三國飛往北美，與早已持有美國綠卡的妻女團聚。
儘管有些貪官“裸官”外逃後，在中國當局的努力交涉下，有些人被引渡回中國，如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但中國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調研資料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包括“裸官”在內的各種貪官等有1萬8千人外逃，攜帶款項8千億元人民幣。
胡星斗教授說，胡溫政府在整治裸官，尤其是貪官外逃的問題，採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強對官員護照的管理，通過反洗錢法，來監控資金的異常流動等。但是在監督官員家屬去向上，還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因此他建議，要把重要崗位上的負責人，沿海發達地區負責人，納入一個系統的管理中，以防他們利用在海外的子女，把資金轉移出去。
胡星斗說﹕“所以對這些易發的群體應當加強監督，應當建立內部的‘黑名單’制度。重點監督這些人群，不僅是這些官員出國的問題，也包括他們家庭成員出國的問題，以及他們家庭人員賬戶資金的異常的流動，都應當建立一個警報的機制。”
竹立家教授說，中共領導人這次大張旗鼓地反腐，能否從根本上真正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還要看制度性、法制性的措施能否出台和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