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大學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指數錄得10年以來的新高，愈年輕對「中國國民身份」愈沒有自豪感。有學生領袖表示，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人對本土身份認同愈來愈強烈，而身份認同亦影響年青人參與社運的取態。不過，多位學生領袖都認為，雨傘運動及旺角衝突後，都未能爭取任何改變，令新一代的社運陷於低潮。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上星期二(6月19日)公佈，以電話隨機訪問1001名市民的民意調查顯示，受訪者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覺最強烈，由0至100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算，錄得83分，較上次調查高4.1分，亦是自2008年有關指數開展以來的新高。
香港人身份認同創10年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對「亞洲人」的認同為74.1分，高過「中華民族一份子」的68分、「中國人」的66.6分，「世界公民」的63.5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排行最低，只有56.3分。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星期二(6月26日)公佈，以電話訪問1000名市民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中國國民身份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上升4個百分點至38%，「沒有感到自豪」的比率下跌5個百分點至57%。
深入分析顯示，香港市民年紀愈輕，對成為中國國民感到自豪的比率愈低，對北京的香港政策評價亦愈負面。其中18至29歲組別有70%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因為「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只有16%表示有；30至49歲組別亦有6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只有31%表示有；50歲或以上組別則有51%的受訪者表示有自豪，44%表示沒有。
雨傘運動後本土身份認同趨強烈
19歲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區倬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人對本土身份認同愈來愈強烈，愈來愈趨向認同自己是純粹的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區倬僖說：“我之所以會有這麼強烈的本土身份認同，是同2014年的雨傘革命有關，當時雨傘革命期間，我會見到很多香港人一心一意為香港的前途及民主自由的價值去付出，甚至願意犧牲，再加上看到中國的政制發展以及文化，都會覺得香港與中國在各方面都有、無論是政制文化也好，還是社會追求也好，都有比較大的差異在當中，更會覺得香港人與中國人是兩個不同的族群。”
20歲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彭家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的身份認同是香港人，他認為香港人的語言、文化、集體回憶都有別於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對自由民主的看法都與中國的見解不同。彭家浩又表示，政府都應該注意為何香港年青人會有身份認同的轉變。
彭家浩說：“其實是不是可能中國政府對香港那種文化的干預，或者身份認同嘗試強行去付諸一些中國人的情懷，這件事情可能我們未必認同，可能有些核心價值同香港人也有出入，譬如法治、自由、民主，這些東西都是中國政府嘗試進行打壓，或者很明顯同香港人的期望有出入，譬如香港人是希望有普選特首、行政長官，在2014年的雨傘革命提出有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但是中國政府以「8-31決定」不容許有這件事情出現，很明顯有價值觀的出入。”
年青人身份認同影響參與社運取態
彭家浩表示，近年香港年輕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感覺愈來愈強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而身份認同亦影響香港年輕一代參與社運的取態，亦反映在近年香港學界不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
彭家浩說：“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就不可以用同胞或者中國人這個身份去包裝，而出席這個(六四燭光)晚會。”
19歲的香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身份認同的影響，不是對六四這件事的感受，而是對於責任關係，他認為身份認同與責任最有關係。
黃程鋒說：“我們常常會說責任這件事情隨著身份而來，我想你說現在這個時代的我們，比較少人會說自己、即是我們對於中國人這個身份有一個比較少的認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想好像以前的論述一樣，就是說隨著六四事件引伸出來的建設民主中國這種責任，究竟我們認不認同，我想是這個「位」，我們同以前的人，或者特地講，同支聯會有距離。”
千禧世代政治啟蒙來自反國教傘運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區倬僖表示，香港人對社運的取態以路線有世代差異，可能上一代親身經歷過六四事件，他們在那個紛圍下長大，民主意識的追求都是由八九民運那個時候開始，六四事件對於上一代香港人而言，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政治啟蒙，但是對他們千禧世代的香港人而言，政治啟蒙可能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或者2014年的雨傘運動。
區倬僖表示，他們這一代對六四事件已經沒有太大的情感牽連，他們會用理性的角度，純粹是一件歷史事件的視角去看待。
區倬僖說：“我們同支聯會或者那些人的差距、差異，是雨傘革命後衍生出來的路線的不同。可能在雨傘革命的中、後期，本土意識不斷在澎脹，尤其是香港年青人更加傾向於本土意識當中，都會見到雨傘革命之後，各界的大專院校都陸陸續續由以前比較溫和的泛民主派的意識型態，轉變到去本土派的思潮，令本土派與泛民主派的路線的差異更加顯現出來。”
傘運及旺角衝突後社運陷低潮
區倬僖又表示，經歷過雨傘運動以及2016年的旺角衝突之後，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這麼大型的社會運動，或者自己投放了這麼多時間心力，都未能爭取任何改變，甚至現在香港的政制各方面的發展都停滯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跡象，會令很多香港人變得灰心，他坦言目前學界處於社運低潮。
他說：“譬如一些學生領袖在牽動一些學生運動的時候，都會面臨一些比較嚴重的後果，例如(浸會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劉子頎佔領語文中心，跟著就面臨停學，(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之前圍堵校董會，要求副校長任命有比較公正的過程，跟著被校方報警處理，其實都會見到無論對於社運也好，或者對於學運也好，其實近年的打壓相當嚴重，可能令到很多同學因此而卻步，而不敢出來參與學運。”
梁天琦被重判不影響港大學生會
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香港大學畢業生梁天琦，因為參與旺角衝突，被裁定暴動罪名成立，最近被重判入獄6年。香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表示，法庭的判刑不會影響港大學生會日後參與社會的事務，他認為參與社會事務是作為大學生的責任。
不過，黃程鋒表示，年青人參與社會事務的空間小了，但是港大學生會參與社運的方式不會有太大改變，他坦言經歷過雨傘運動及旺角衝突後，香港社運目前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
黃程鋒說：“現在的確是香港(社運)是在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即是似乎過去很多的抗爭方式、或者很多的形式、渠道都試過，我想一方面是我們要思考究竟抗爭方式的正當性，而第二件事情是這個時間最需要做的事情，並不是因為一些過去的抗爭方式，或者渠道失敗了而令到我們卻步，完全不去參與社會事務，在這個時間我們更加需要的是堅持繼續參與社會事務。我會說因為一些失敗的經驗而令到我們卻步，是一樣最不明智的決定。”
本土派中學生組織毋懼法庭判刑
17歲的中學五年級學生、追求香港獨立的中學生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瀚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暴動罪的勇武抗爭者起碼被判3年左的監禁，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者例如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反新界東北發展的13名抗爭者等年青人，都會被判監禁。
鍾瀚林強調，法庭對抗爭者的判刑不會影響他參與社運以及追求香港獨立。
鍾瀚林說：“即是現在見到無論是勇武抗爭也好，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抗命也好，其實一樣都要去坐牢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沒有事情可以去怕，即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不再走出來，我們是不是以後都不為著我們自己的理念去發聲呢﹖這個是我自己絕對接受不了，自己是因為這些畏懼而躲在家裡，不再走出來，這是過不了我自己那一關。”
本土派處於群龍無首狀態
不過，鍾瀚林坦言，旺角衝突至今，本土派仍然處於低潮，而在中學校園宣揚港獨主張，亦受到教育局及校方很大的阻力，他認為本土派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
他說：“梁天琦判囚6年，黃台仰去了外國、游蕙禎入獄、梁頌恆這些全部有刑事案件在身，已經沒有餘力再去發起一些大型的行動，本土派真的沒有甚麼有號召力的組織，或者有號召力的政治人物可以去再帶領本土派。”
今年民陣以「結束一黨專政」為主題，連續第15年發起7-1大遊行，鍾瀚林表示，由於路線分歧，學生動源不會參與7-1大遊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區倬僖表示，學界未有共識是否參與7-1大遊行，如果有足夠人力，中大學生會會參與。區倬僖又表示，7月1日晚大專學界會在香港大學舉辦論壇，探討一國兩制及香港前途等相關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