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協人大兩會召開之際，幾十位“709”維權律師及人士大拘捕事件的相關家屬、辯護律師等人，星期六發表要求人大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的聯署建議書,要求徹查拘捕事件中有關部門和個人的違憲的違法行為，並採取措施糾正仍在持續的踐踏憲法和法律的行為。
80多位“709”大拘捕事件的當事人家屬、辯護律師以及關注這一事件的律師和公民，3月5日在致人大主席團、代表團和人大代表的聯署信中表示，在始於去年7月9日的大拘捕事件中，各地警方對至少19位執業律師和維權人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其中絕大多數在六個月後以“涉嫌煽動顛覆或顛覆國家政權罪”執行逮捕，並對其他近300名律師、維權人士和家屬采取了傳喚、強制約談、恐嚇和騷擾及限制出境等行動。
聯署信表示，警方在該事件中的行為，沒有盡到保障人權的國家責任，惡意理解並肆意踐踏由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等所確立的基本刑事法律原則及規定，拘捕時不說明理由，拘捕後不通知家屬，不告知羈押地點、具體辦案單位和經辦人員以及涉嫌罪名，並在明顯不構成犯罪情形下，擅自啟動“煽動及顛覆國家政權”等嚴重罪名予以追訴，阻止律師會見，拒絕依法向律師介紹基本案情、拒絕律師與當事人通信，非法剝奪辯護律師的會見權和辯護權。
聯署信表示，警方濫用有關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的規定，指定異地警方辦案，使涉案者在半年內實質處於被強迫失蹤狀態，無法獲取法律幫助，並越俎代庖，為被拘捕人士指定律師，拒不接受家屬聘請的律師的辯護，拒不出具當事人的解聘手續，更不理會辯護律師會見當事人當面核實真實委托意向的要求。
參與聯署的維權律師王全璋的辯護律師余文生星期日對美國之音表示，警方在這個案件中存在許多違憲違法行為，希望人大能夠調查真相，讓國家能夠在法治的道路上進步。
他說：“709大拘捕律師等完全是破壞法治，那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現在正好開人大會議，行使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那我們就提出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709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違法違憲，要求解決這個問題，讓中國沿著法治道路走。這是一種嘗試的方式。”
聯署信批評警方以株連、孤立、抹黑等辦案手段，制造恐怖氣氛，使得當中幾個人的子女因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而無法赴外國求學、多人的家人及助理等被累及而遭拘捕。此外，警方通過刪帖、封號、封博、禁言等方式阻止傳播拘捕事件真相，同時還動用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網、環球時報、溫州衛視等官媒對被拘捕律師和維權人士進行剪輯污蔑、強迫認罪，更以披露隱私的方式進行人格貶損，大搞未審先判、媒體定罪。
聯署信強調，中國社會轉型盡管困難重重，但被拘捕的律師和維權人士並非問題制造者，他們反以擔當與勇氣，將社會難題擺到桌面上，希望以法律途徑解決。警方在該事件中長時間、大範圍、系統性地對國際條約、國內法及社會人倫的粗暴破壞和挑戰，不僅嚴重侵犯了當事人利益，也影響到公眾對法治社會的合理期待和中國的國家形象，如果任由事態繼續惡化和不被遏制地發展，將對中國產生難以估量、無法逆轉的重大負面影響。
聯署信表示，大拘捕事件發生後，聯合國多個機構、許多國家的政府、律師協會等數百個國內外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多次表達了對中國警方打壓律師及維權人士的抗議和擔憂。
709事件中曾就維權律師王宇羈押地點及所涉罪名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請信息公開，並致函國務院等多個部門，控告公安違法亂政等行為而被傳喚過的余文生表示，盡管國際社會對709大拘捕事件多有批評和抗議，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有很嚴重的損害，但是，有關部門似乎根本不在乎。
他說：“以前，中國對國際形象，就是說比較要求國際形象，可能面子比很多是重要。從目前來看吧，當局好像這個形象再怎麼損壞他們也不在乎，只要對內能讓那些人老老實實聽話。不是依照法治辦什麼事，不是法律說什麼就是什麼，面子對他們來說也就是那麼回事了。”
聯署信表示，鑒於該案的緊迫性及重要性，聯署信鄭重要求人大能夠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並願意配合依法調查。
記者星期日下午致電天津市公安局，總機表示無法轉接辦公室或國內安全保衛總隊，不過轉接的信訪辦因週末電話無人接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