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2021年7月，幾個朋友聚會，席間閒談馬雲，其時有很多傳言，說當局會如何對待他。有個朋友跟我打賭，據他所知，馬雲最多半年就會被當局關押。朋友是做企業的，似乎有一些上層關係，對此很有自信。我說，一年內馬雲都不會被抓。我倆賭注是一頓飯，誰輸誰請客。一年後，馬雲沒被抓，最新情況是，他還出席了當局舉行的所謂最高規格民企座談會，並且被安排在企業家的第一排，也和習近平握了手。
我之所以判斷馬雲不會被抓，是基於一個簡單常識，即他是中國網路經濟的標竿人物，是一個符號，一種象徵。儘管當局嚴厲打壓他，但要把他抓起來法辦，對中國用40年時間好不容易生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家群體，將會是毀滅性的打擊，而這個最具“動物精神”群體的覆沒，又將從根本上動搖民營經濟，鑑於民營經濟在今日中國事實上的重要，這個政治代價是難以承受的，從而可以解釋為甚麼該國對 你推動機構的商業信心代表當局。
馬雲的成功不僅在於創立了龐大的阿里商業帝國，更在於他出身草根，憑著靈敏的商業嗅覺，把握網絡時代的商業機會，成就了網絡經濟的高峰。這個或許只有網絡時代才會出現的商業奇蹟。在中國做商業，要想做大，沒有權力加持是不行的。許多曾經聲名顯赫的商界大亨，要麼出身權貴家庭，要麼官做到一定級別再下海，平民子女單靠自己的勤奮和經商才能，把企業做到規模很大的，不多。網路產業或許是個意外，這同網絡的特性有關，它對進入者的身份要求較低，更需要的是創業精神，所以網絡產生的超級富豪也多。但這並不代表在網絡創業都能成功。
民營企業家難以置身政治之外
馬雲的自身條件，在中國後來的網絡大佬，是比較差的，但其阿里帝國在網絡平台企業裡，卻是最大的。他本人的知名度，在公眾也是最高的。至少可以說在創業初中期，馬雲沒有受到權力過多的沾染。至於在企業做大後，他是否和權力有很深勾連，不得而知，雖然在中國從事商業，一個必然要面對的現實是，即便企業家不想去攀附權力，權力自己也會找上門來。然而，馬雲的公眾形象並沒有受到這方面太大的影響，少有人對他嫉妒，說他財富來源不正。大眾把他看作標竿人物，他的創業故事成為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和商學院的教材，許多有野心的年輕人視他為勵志榜樣，他曾鼓舞了他們投身於互聯網創業，對中國互聯網的大發展起到了巨大催動作用。
但馬雲也是個直言不諱的人，常就公共話題發言，這使他的影響力越出了網絡產業和經濟領域，當然，他的一些發言也引起了社會爭議。功成名就後的馬雲，成了當局座上賓，各種榮譽紛至沓來，現身人大會堂，隨國家領導人出訪等。這是否培養了馬雲的政治野心不清楚，但顯然，要置身政治之外根本不可能。中國那些掌控巨額財富的民營企業家，不管主動或被動，都要向當局購買人身和財富安全保險，但有時這種買來的“保險”未必就一定保險，若時運不濟，反可能讓自己翻船。有一種說法認為，馬雲的螞蟻集團在上市前夕被當局喊卡，不是他在外灘大會上非議當局金融監管政策的那番講話，那隻是表相，實際是螞蟻集團成為幾大權貴家族的白手套，當局怕這些權貴家族和資本聯合起來對抗自己，因此要嚴懲馬雲，也是警示這背後的權貴家族。
不管此種傳言是否準確，馬雲確是因為他批評了當局的監管政策而失寵。當局不但阻止了螞蟻集團的上市，也發動了對網路平台企業的整治，其中重點就是對準阿里巴巴。外界多半認為，當局是以合規之名行打壓之實。中國網路企業曾經遇到了一個大好發展階段，在此過程中，由於監管滯後，出現了許多亂象，尤其是平台企業，借助壟斷地位，對個體商戶、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構成了很大傷害。像淘寶這樣的網路平台，因為有自己的支付系統，還染指金融，從而也威脅到官方的金融體系。這些或許都是它們被當局整頓的理由。然而，對當局而言，一個不便公之於眾的隱憂是，如果對互聯網平台企業和平台經濟，失之於察，不把它們納入官方體系強力監管，資本的“野蠻生長”最後一定會威脅到中共統治，特別是它們倘若和黨內不滿當權者的勢力結合，對當權者產生的威脅將會是真實而非感覺上的。
當局打壓馬雲，寒蟬效應達到頂點
故從政治上看，對互聯網平台企業進行整頓似是必要之舉，觀察家們也多從政治角度解讀當局的這場整肅，視之為當局在此之前即已發動的針對民營資本的政治絞殺行動的一個環節。 2020年之前，一些曾經的明星企業，其掌舵人要么被抓，要么自殺，企業也被國資接管，典型者有安邦保險和海航。在2018年，“民企離場論”又出籠，儘管該論調並非出自官方，但此時出現被市場解讀為有人替當局放風，測試民企反應。 2020年4月和11月，任志強和孫大午兩位企業家先後出事，被當局逮捕。當局這一連串整治民資和企業家（任雖不是民營企業家，但鑑於他的立場，輿論把其遭遇視作其中一部份）的行為，以及排斥民營經濟的論調，已使民企瑟瑟發抖，社會人心惶惶。在此情形下，馬雲被當局打入冷宮。
馬雲遭此變故，直接使這場政治整肅行動造成的寒蟬效應達到頂點。如果說吳小暉、王健等人的權貴資本背景讓民間輿論對他們的遭遇並不同情，任、孫二人則因政治問題才有此劫難，那麼，作為一位極具象徵意義和巨大社會影響力的民營企業家，馬雲僅僅因幾句不中聽的言論就惹來當局打壓，以致使當局走清了。以阿里巴巴同中國經濟的連結之深，在多數人看來，馬雲是不可能被當局輕易動刀子的，但如今連阿里巴巴都不能保護他，還有哪位企業家是當局不敢動的。可以說，馬雲的故事成為中國營事業時運轉的象徵，牽動社會人心，它代表了一代有市場野心的中國企業家的結束。中國營企業家對當局差不多徹底喪失信心，“民企離場論”是一個轉捩點，馬雲的遭遇是第二個轉捩點。
當局2018年11月曾因“民企離場論”召開過一次民企座談會，最高領導人親自主持，以安撫民企的驚懼之心。不過，這並沒有挽救民企信心，此後，由於前述原因，以及三年疫情當局對社會的嚴厲控制和對房地產的打壓，外加中美對抗持續深化，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漫長寒冬，尤其民企已奄奄一息。在這個過程中，出於穩健經濟的考量，當局疫情之後改變了對民營經濟的態度，加大了對民企的扶持力度，出台了很多政策提振企業和市場信心，然而，民營企業家對未來前景的整體信心，依然未有多少好轉。
若要恢復民企信心，當局需邁出第二步
我曾說，當局若真要挽回企業家信心，重建信任關係，與其開動宣傳機器喊話，糾正過去的政策錯誤，不如把馬雲請回來，平反孫大午等案件，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成效。這不是說信心喊話，政策糾偏沒一點作用，而是對於擔驚受怕已經很久了的企業家來講，保護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才是真正履行政府保護民企之責，是當局最該做的事情。事實上，海內外的企業家和投資者一直在觀望當局如何處理馬雲。雖然此後馬雲有時也現身國內，但直到此次參加座談會前，仍被當局冷凍。
也許意識到這一點，當局安排他參加了這次會議，為的就是發出一個政治訊號，過去的事不提了，政府和企業重新團結一致，向前看，共同應對挑戰。如果不是為此考慮，由於馬雲已在阿里沒有任何職務，只是一個控股股東，原本是可以不必邀請他出席座談會的，因為即使要體現對阿里的支持，讓企業現任管理者出席即可，可顯然，若這樣安排，就起不到現在的和解與促進作用。馬雲雖然沒被安排發言，但這個禮遇顯示他已政治脫敏，可以想見，他今後的官方活動會逐漸增加。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對當局就已完全恢復了信心。儘管馬雲的政治解凍對提振民企信心確有幫助，但若更早解凍，效果會比現在好。馬雲受打壓已有四年多，假如在疫情解封後就對他解凍，而非拖到現在，應更有利於企業家信心的恢復。此外，就目前政企關係言，只有一個馬雲被解凍還不夠，須有對一些造成惡劣影響的企業家的冤假錯案平反，但平反此類案件涉及法律和人事，比請回馬雲要困難得多，即使當局想做，恐怕也要慢慢來。問題還在於，一些已經被平反的錯案，如顧雛軍，向地方政府討要自己的財產屢屢碰壁，而這兩年，又興起跨省遠洋捕撈式執法。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治理，始終會讓民營企業家覺得心理不踏實，認為當局目前所做，是出於渡過經濟難關的需要，一旦經濟好了，還是要割民企韭菜的。
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理當受到政府尊重，馬雲出席這場座談會，只是當局走出的第一步，當局會不會走出第二步，先姑妄觀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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