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前駐中國記者比爾·博圖斯（Bill Birtles）的2020年過得如同一場風暴：
1月初，他在台灣報導大選，月底趕赴武漢報導新冠病毒疫情；就在抵達武漢的幾個小時後，武漢宣布封城。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見證了毛時代以來中國對外國記者最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多名美國駐華記者被迫離華；8月，中國國營電視台澳籍記者成蕾因“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被抓。
幾個星期後，他自己也成了新聞人物：七名中國國家安全警察的午夜造訪，120小時的“人質外交”，驚心動魄的緊急撤離。五年的駐華記者生涯戛然而止。
12月的悉尼，氣候怡人、一如既往的閒適安靜，坐在熟悉的家中，博圖斯幾乎有些不適應這裡的慢節奏。回顧這多事之年，他說自己是幸運的。
“我回國了，我在澳大利亞，我沒事，但是中國媒體領域今年有很多人受影響，”他用中文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我安全回家，但是我認識的幾個記者，他們被驅逐了。”
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今年顯著惡化，兩國媒體記者捲入了不斷升級的大國政治角力。
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將新華社等五家中國官媒的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將這五家機構駐美工作的中國公民人數限制在100人以內。中方隨即公佈反制措施，要求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五家美國媒體駐華機構申報人員和財產，並驅逐了《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三家美國大報的美籍記者。
博圖斯認為，他本人被迫匆忙離境也脫離不了地緣政治的大背景。過去幾個月來，中澳關係空前惡化。澳大利亞當局6月下旬曾以涉嫌違反《反外國干涉法》為由，對四名駐澳中國官媒記者展開調查。這些調查的細節尚不為人知。
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就有17名外國記者直接或間接地被趕出中國。博圖斯和另一名澳大利亞記者的離開標誌著澳大利亞自197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沒有一名駐華記者的境況。
儘管沒有確鑿的證據，博圖斯說，多年來，駐中國的外媒記者都認為，他們的微信、手機是被監控的。
他說：“有幾次我們用微信安排一個採訪，接受采訪的人可能會有國保、或者本地的警察去他們的家，去他們的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準備跟澳大利亞媒體做個採訪。我們勸你別這樣做。他們怎麼知道的？肯定是監控的。”
2015年博圖斯剛來北京時，在中國還能上澳廣的網站。2018年的一天，網站突然被屏蔽。網信辦沒有解釋原因，只是對他們說，你們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你們必須改正錯誤。他猜測，這可能和澳廣播出了有關披露中共海外滲透、干預的深度調查報導有關。
在中國找尋採訪對像變得越來越艱難，原本敢於發聲的一些體制內學者現在都不敢公開表達觀點。極少數願意接受外媒訪問的學者說出的話都和中國外交部如出一轍。
“所有的方面都是一個聲音。最近幾年，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意識形態更加單一，”博圖斯說。
除了來自官方的壓力外，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也在加劇。去年他在深圳街頭採訪民眾何看待香港抗議，一個90後小伙子直接對他說：“我不想接受你們的採訪，你們就想抹黑中國。”
這樣的話博圖斯經常聽到，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小伙子找來了附近的兩個警察，舉報這裡有外媒記者。
“我覺得中國現在的年輕人有很多非常紅的愛國概念，在網上你經常看到這樣的年輕人。在路上，在北京，在上海，我們也遇到很多這樣的年輕人，” 博圖斯告訴美國之音。
相比外籍記者的困境，博圖斯說，他更擔心那些在外國媒體工作的中國籍員工。
“現在的大環境對他們來說，真的很可惜的，壓力太大了，”他說。“我聽過很多故事，警察可能對這些中國員工說，你記得你是中國人，你必須聽我們的話，你不是外國記者，你沒有外國護照。”
就在這次採訪不久前，彭博新聞社北京分社中國籍女記者範若伊（Haze Fan）被控涉嫌危害國家安全遭警方逮捕。幾天后，前《紐約時報》攝影記者、紀錄片製片人杜斌以尋釁滋事罪名被捕。今年3月，中國官方強迫至少六名在美國媒體工作的中國籍員工簽署了“自願”終止僱用的協議。
北京一位長期受僱於外國媒體機構的中國籍新聞助理告訴美國之音，外媒中國僱員的日子一向不好過，最近兩年更是尤為艱難，被警方騷擾、“喝茶”早已是家常便飯。出於安全考慮，她要求隱去姓名和工作機構。
“不是我一個人，我認識的人都有過，很普遍的一個現象吧。大家現在可能也都習慣了，”她說。
她的第一次“喝茶”是被騙出去的。國保假裝是她的房東，騙她到指定地點盤問多時，想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報導，接下來有什麼計劃。警方還試圖打探外籍記者的喜好，希望掌握他們的動向。
這樣的“喝茶”持續了很多年，期間國保也去威脅過她的父母。“我很生氣，我爸媽幹嘛了，你為什麼要扯上他們。我覺得這是很卑鄙的行為，”她說。
後來她得知很多同行都有過類似的經歷。最後一次她終於忍無可忍，極不耐煩地對這兩名20出頭的國保說：“對不起，我不想再見到你們了。”
這位要求匿名中國籍員工說，在北京的外媒工作者一共200多人，圈子不大。她和早些時候被抓捕的成蕾、範若伊都認識。這一連串事件在震動這個小圈子的同時，也讓大家都感到恐懼。
“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輪上了，比方說你做了新疆的報導，參與了香港的報導，在政府眼里肯定是一個敏感話題，是一個刺頭嘛，你是很容易被他們抓到把柄的，”她說。
世界兩大記者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和“無國界記者”指出，在即將過去的2020年，全球範圍監禁新聞工作者問題的嚴重程度創下歷史新高，中國在這方面穩居世界第一。
“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說，外媒是現在僅存的監督中共政權的見證者，也因此是只需要正面宣傳的中共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
“中共政權將外媒受訪者和員工當作人質。他們試圖脅迫外媒記者說，如果我不滿意你發表的內容，我會處罰你的中國籍僱員或受訪者。這當然會對外媒記者帶來寒蟬效應，” 他在早些時候的一次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
回到悉尼的博圖斯時常會想念他在北京的同事們，想念那些在電梯裡寒暄的鄰居，還有小區裡20塊錢剪一次頭的老太太。他說，她人很友好，儘管她總把他當成美國人，對他說：你們美國現在太亂了。疫情啊，歧視黑人啊，很可怕。
“可能在有的方面我們的觀念不一樣，但是這個是小事情，”博圖斯說。在他看來，北京日益追求新聞報導要與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步調一致。駐華外媒記者的離開只會讓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民眾間了解和溝通變得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