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週多的北京冬奧會即將落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在賽前表示，冬奧會 “順利舉辦即成功” 。國際外交抵制和呼籲贊助商、運動員批評中國人權的努力沒能阻止冬奧會的進行。有評論認為，2022冬奧會證明北京贏了，並顯示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然而也有專家認為，冬奧會實際上將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真相曝光，全世界對北京已不抱任何樂觀。
“贏是什麼意思？” 年逾90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退休法學教授孔杰榮問。 “公眾輿論被從中國政府的鎮壓中轉移出來了，那是贏嗎？還有一個非常廣泛的認識，即運動員不能自由發言，他們甚至不能帶上自己的電腦。他們被警告說，如果他們對外發聲，他們將受到某種懲罰。那麼這是贏嗎？”
北京奧運會官員在賽前不同尋常地警告國際運動員，他們不僅要遵守奧運會憲章，還要遵守中國法律，否則將面臨懲罰。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告誡美國參賽運動員不要在奧運會期間進行人權抗議活動。
運動員被噤聲 冬奧會是中國模式的“糟糕宣傳”
北京冬奧會女子單人雪橇金牌得主、德國名將娜塔莉·蓋森貝格爾嚐到了被禁言的滋味。 9日她在接受採訪時說，“我覺得人們必須小心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能說什麼，我很好奇人們回國後會不會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發表更多評論。”
“我不怪任何運動員在中國沒有發言，因為他們可能進監獄，他們可能像中國人一樣被拘留。” 孔杰榮說。 “但讓我們拭目以待，運動員回家後、他們在中國以外、當他們可以自由發言時說了什麼。現在下判斷還為時過早。”
星期日（2月13日）在北京冬奧會拿下兩面金牌的瑞典競速滑冰選手范德普爾（Nils van der Poel）在回到瑞典後對媒體表示，讓中國這樣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舉辦奧運，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范德普爾表示，讓中國主辦冬奧會“很糟糕”，但因為瑞典代表隊並未全數離開中國，他不願意多談。
在聖克拉拉大學商學院管理和創業系教授邁克·桑托羅（Michael Santoro）看來，北京冬奧會是首次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真相暴露於全世界。
“我把習近平的中國和中國區分開來。”桑托羅說。 “北京上次舉辦奧運會時，世界仍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態度，但這次奧運會後，全球對中國的關注已經顯出其非常非常擔憂和失望。”
桑托羅說，現在全世界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不抱任何樂觀，“中國在世界上的崛起，已經被對其在世界舞台上影響力的悲觀和沮喪所取代。”他認為，“奧運會確實是對中國非常糟糕的一次宣傳。”
北京冬奧會得以按時舉行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贊助商的支持。儘管國際人權壓力的積聚空前強大，尤其是在北京對維吾爾人的人權暴行，以及對中國著名網球運動員彭帥與中共前高官張高麗的不倫關係事件上，贊助企業基本沉默不語，而國際奧委會在會前和會中一直努力協助北京擺脫困境。
“它背後的經濟利益動機是非常明顯的。” 獨立法律人士虞平說，中國動用經濟手段來推動國家形象、推動治理模式。 “從這一點上講是不意外的，中國將來在其它賽事上會繼續動用國家權力，用國家資源來宣傳中國的模式，來擴大中國的影響，進行一種滲透，我覺得是不意外的。”
聯合國-中國長期想改變的目標
冬奧會只不過是習近平利用中國巨大市場的經濟吸引力，在塑造全球秩序中投射其影響力的一個最新例子和一個縮影。有學者表示，北京在這方面的努力已經在聯合國裡經營了數十年。
研究聯合國問題的布魯金斯學會國際外交訪問學者杰弗裡·菲爾特曼（Jeffrey Feltman）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中國在聯合國影響力的增長是不可避免的，這源於習近平更自信的外交政策和中國對聯合國繳納的會費僅次於美國這樣一個事實。”
從2019年開始，中國繳納聯合國的會費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會費繳納國。
菲爾特曼認為，中國在聯合國裡的聲音比過去更重要是合理的，但西方需要擔憂的是，“中國想要改變聯合國。中國似乎決心將構成聯合國‘軟件’的普世價值換成符合中國治理體系的操作系統。”
不過孔杰榮指出，在這方面必須看到習近平與毛澤東的區別。 “1950年代當中國被排除在聯合國外的時候，毛主席在 50 年代決定要創建一個不同的激進的國際組織。”
“習近平不想創建一個新組織。他想控制現有的。”因此孔杰榮認為，“這是一個公平戰場。”
孔杰榮說，聯合國 “是美國應該能獲得更多支持的地方。中國通過經濟脅迫和外交手腕所做的就是動員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其中大多數支持他們的是獨裁政權。因此，對於誰將控制聯合國存在一場鬥爭，而美國必須做更多事情來參與這場鬥爭。”
聖克拉拉大學的桑托羅教授認為，最重要的是美國要採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但他認為，根據目前美國對習近平中國的了解還難以產生明智的回應。
“過去，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情報工作是許多人合作的產物，也許是政治人物、許多政策專家、許多智庫，他們都致力於解決問題，理解問題並解決問題。而我們現在只有關於中國有多糟糕的言論，這不是正確的做法，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唯一可以跟進這種無知分析和直覺反應的政策會是非常次優和反應性的政策，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非常深入長遠的規劃，才能跟中國深入長遠的規劃競爭。”
西方如何反制？價值觀起決定作用
不過獨立法律人士虞平在這方面比較樂觀。 “畢竟這是價值觀的爭執和較量，”虞平說。 “價值觀本身的吸引力是最重要的東西。”
“沒有人願意被奴役，沒有人願意失去基本自由，特別是思想的自由和言論自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虞平說。 “中國的價值觀、中國的模式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它剝奪了人們基本的思想的權利，剝奪了人基本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它是用一小部分精英，甚至是幾個人，甚至最高領導人一個人，這樣一個個人的意志取代整個社會的意志，這種做法它無論通過多少金錢是不能實現的。”
冬奧會上美國出生、代表中國參賽的18歲自由式滑雪金牌得主谷愛凌，雖然成績亮眼、口齒伶俐，但她為中國互聯網控制所作的辯護，幫中國政府證明“彭帥是自由的”言論，在面對自己雙重國籍的重重疑問時顧左右而言他，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在中國思想被經濟利益所控制的精英的尷尬處境。
虞平說，習近平的經濟收買對個人甚至對一些國家是可以做到的，“俄國和德國就是只要經濟利益，講得很清楚的。但是如果你跟他講跟我們走到一起，那是不會的。” 虞平表示，國際社會畢竟是個自由的社會。
“從冬奧會可以看到利用經濟手段跟一些國家達成按照它的規則行事的一些條件，但從根本上來看他的價值觀缺乏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