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庫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在東南亞的一帶一路項目所引發的社會與環境成本問題依然持續發生。與此同時，中國陸續轉向優先投資數字與衛生基礎設施。專家認為,水壩的興建造成響深遠的環境成本，各國政經發展的差異，是對於一帶一路倡議接受度的關鍵。
水壩興建造成環境成本問題
新加坡智庫 ISEAS-Yusof Ishak 研究所近期發表的研究報告稱，中國在東南亞的一帶一路項目依舊持續發生有關賠償、強制搬遷和大量非專業的中國工人湧入的爭議，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與環境成本問題。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黃自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些嚴重的社會與環境成本無異淪為東南亞各國政經發展赤字，環境成本的問題影響更為深遠。
他說: “這些社會成本赤字，雖然不利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終究可以透過當地政府用強制政策來消弭或是化解。但是環境成本赤字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卻難以藉由政策調整方式恢復，甚至會危害人民的生計。例如中國在柬埔寨興建耗資7.8億美元的大壩，不但沒有如原先承諾那樣提供能源，反而摧毀了成千上萬名的村民生計。另外，中寮（中國和老撾）鐵路通車究竟能否帶來實際效應，還是會使寮國（老撾）深陷債務危機，目前也有待觀察。”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開發項目中對社會和環境造成最明顯影響的，是沿著東南亞大陸河川的水壩建設，但是並非所有都和一帶一路項目有關。
他對美國之音說: “因為建立水壩，影響水流量和砂石量，對河川和周圍的自然環境造成變化，影響生態的繁殖、沿河的農業、以及漁業，同時也促使當地居民搬遷。不過，這些效應不一定與BRI(一帶一路倡議)相關。有些計劃在推廣BRI之前，就已經定案。另外一些水壩，則在如湄公河等河川在中國境內的上游，算是中國內部開發案，而未必是BRI計劃。”
疫苗外交盛況不再
ISEAS-Yusof Ishak 研究所的報告指出，根據中國資助的主要項目的原始數據分析，由於疫情因素，中國逐漸轉向以數位與衛生基礎設施為優先投資對象，試圖將觸角伸入東南亞的醫療保健服務、電信和教育，以實現一帶一路項目的多樣化目標，使得原本就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健康絲綢之路”和“數位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日益突顯。
報告援引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2021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投資報告》的數據說明，中國與全球醫療保健行業的合作從2020年的1.3億美元飆升了246%，2021年達到了4.5億美元。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黃自強表示，部分東南亞國家在疫情爆發之初受困於疫苗短缺，對東南亞國家提供中國疫苗成為最直接落實的禮物。
他說: “中國疫苗緩解了多數東南亞國家的燃眉之急，填補了歐美日各國於疫情爆發之初未能及時對東南亞伸出援手的空缺位置，例如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還透過電視直播展示接種中國疫苗的過程，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國家中購買中國疫苗最多的國家；柬埔寨也接受中國的疫苗援助，總理洪森更是親自到機場迎接疫苗，中國也是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等國的疫苗重要來源。”
黃自強指出，隨著歐美日相繼補充疫苗到位，盼望疫苗來源多元化的東南亞國家陸續採購歐美疫苗。中國疫苗外交舉措就逐漸成為強化一帶一路倡議的階段性推手了。
中國至今以“健康絲綢之路”的名義向東盟成員國提供了 6 億劑疫苗，並承諾再提供約 1.5 億劑。
對華為5G抵制力弱
在“數位絲綢之路”方面，報告中指出，疫情爆發也突顯了數位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其中原因不僅在於實現如電話會議等遠程工作的解決方案和大規模接觸者追踪等防病毒措施，更重要的是能使中國超越因封鎖和社會疏遠措施而加劇的物理障礙，其中華為就一直在深化與東盟國家的合作。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黃自強表示，華為在歐美市場頻頻受挫而轉向佈局東南亞，東南亞國家則欲加速擴建5G等通訊基礎建設，從開發中國家脫穎而出，華為因此得以獲得喘息空間，積極擴大東南亞國家業務並創造利基。他認為，印度尼西亞與泰國是最為明顯的例子，其中印度尼西亞2021年9月與華為簽署備忘錄，協助培訓10萬名云端運算的數字專才，推動人工智能與5G發展，而華為也在泰國設立了5G研究中心。
他說: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東南亞國家對華為的佈局舉措都來者不拒，仍有諸如越南等國未‘埋單’採用華為的5G技術，但是不可諱言的，如果與歐美國家相比，東南亞國家對華為抵制力道較弱，阻力也小，主要原因在於整體國力與其國內網絡基礎建設仍亟待提升。東南亞國家內部的政經發展程度不一，特別是對網絡時代的基礎建設發展有相當程度的落差，提升國內的經貿發展與加速數字經濟所需的基礎建設是刻不容緩的。”
黃自強指出，東南亞國家還是對夾在美中貿易戰，以及華為5G技術引發的國安風險有所疑慮，又礙於國家發展，因此在面對“數位絲綢之路”與華為佈局方面進退維谷。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認為，“健康絲綢之路”和“數位絲綢之路”在比較需要醫療和通訊基礎建設的東南亞國家會受一定的歡迎。
他說: “在新冠狀疫情后的環境，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府都會更重視醫療設備和資源的重要性，我相信中國官方也認識到這點。建立更完善的數字通訊系統，也是許多東南亞國家希望達成的長期目標之一。許多東南亞政府和社會或許不會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歐盟、日本等地，擔心華為或其他中國設備會不會帶來資安問題。他們可能更注重服務和價位。”
莊嘉穎表示，有些東南亞政府甚至希望經過與華為或其他中國廠商合作，提升自己監視和管制信息的能力。
ISEAS-Yusof Ishak 研究所的報告稱，中興通訊也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5G 網絡服務的主要供貨商。
政經發展程度為關鍵
關於東南亞國家中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不同觀點與接受程度，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黃自強表示，除了考慮落入美中博弈的戰略意涵陷阱之外，債務危機更是考慮的重點。他指出，馬來西亞與緬甸等國取消多項的中資計劃案例，就是害怕變成債務陷阱的苦主。
他說: “東南亞國家由於政經發展與社會多元化程度而發展不一，其中，新加坡被視為是東南亞國家的政經發展‘小紅點’，憑藉著完善的金融制度、健全的法規與透明廉潔的官僚制度，全力歡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也要在該框架下搭建新的金融合作平台，緩解融資瓶頸。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國家均視一帶一路倡議為正面發展，期盼中國發揮更大整合功能。”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認為，文萊和新加坡的國民收入較高，依賴外來投資推動基礎建設的需求相對低，因此新加坡在基礎建設上也沒有急迫的需要，可能更希望當地公司能夠在第三國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與政經發展較不穩定的國家不同。
他說: “寮國（老撾）、柬埔寨和軍人政權下的緬甸等低收入國家，府方可能希望經過BRI帶動經濟開發，也同時穩住當地的政權。中收入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可能會把BRI當成提升外來投資和維持經濟成長的機會。不過，他們不一定因為有了BRI合作案，就排除與其他國家的類似經濟和基礎建設方面的合作。馬來西亞和越南因為國內政治考慮，會對BRI稍微小心一點，前馬國總理納吉帶領的國陣（國民陣線）政府失去政權的部分原因，就是民間懷疑BRI相關的開發項目以及一些項目與貪腐有關，不過也不會完全拒絕與中國合作。”
莊嘉穎表示，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說，開發和經濟成長固然重要，但未必能完全取代環境和社會衝擊造成的其他考慮，包括政治考慮。
他說: “BRI在如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對永續開發、就業和技術轉移的成效，在民間也受到一定的質疑，不過，這些未必是BRI獨有的問題，因為許多大型開發案都面臨類似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