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英文網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稱華人記者正被用作“新一輪黑中國運動”的工具。
該文章指責西方媒體發表“大量有關中國的虛假報道”，並將華人記者稱為“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文章稱，中國抗擊COVID-19疫情的努力是“這場虛假信息戰爭的主要攻擊目標之一”。
文章還指責為西方媒體工作的華人記者拼湊出中國侵犯人權的“證據”，特別是針對新疆地區。
新華社這篇文章得出的結論是“（西方媒體）操縱這些記者歪曲中國，挑起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這再次暴露出，西方媒體鼓吹的所謂‘新聞自由’只不過是用於推進其狹隘政治議程的便利工具。”
然而，文中沒有提供任何具體證據以支持這一陰謀論——即華人記者被有意用作對華惡意陰謀的工具。
新華社這一文章通過使用“西方媒體”這個籠統描述，避開了指明具體是哪些西方媒體僱傭了華人員工，然後操縱這些員工。而在新華社作出這一毫無根據的指控的同時，華人記者正面臨著中國媒體和中國互聯網上的惡意攻擊，其中包括“人肉搜索”等攻擊手段。
對於新華社所抨擊的“西方媒體”，我們也並不清楚這當中是否也囊括拉丁美洲、亞洲、大洋洲和中東的媒體。這些媒體也都對中國做過批判性的報導。
法國哲學家蓋伊·索爾曼曾指出，“西方”一詞“足夠含糊，以至於能夠包括許多地區，卻無需描述它們（這些地區的）的統一特點。”
同樣，美國和歐洲的媒體也有各種各樣的資金和所有權結構，更不用說各自的編輯立場傾向了。
中國對西方媒體的攻擊往往基於這樣的假設（或故意歪曲）——即它們的功能與中國官方媒體類似。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其2016年2月19日召開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強調，要承擔起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得“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
“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 習近平說。
中央電視台2016年的報道顯示，座談會當天上午，《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的員工熱烈迎接習近平的視察，並展示媒體對黨表忠心的標語牌。
中國政府後來在2019年首次要求新聞採編人員參加統一的記者資格在線考試，其中包含對中國共產黨忠誠度的測試。記者如果不參加考試或沒有通過，就無法換取新的記者證。總部設在巴黎的新聞自由倡導組織無國界記者組織（RSF）表示，此舉為中共政權提供了“禁止媒體中最後的批評聲音的完美藉口”。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去年12月的一則報導與新華社這篇文章中未經證實的說法形成反向對比。在這篇題為《北京如何對國外“網紅”施加影響力》的報道中，《紐約時報》蒐集大量證據，表明中國政府正在利用西方“網紅”在全球傳播親北京的信息。
“根據政府文件和視頻創作者本人的說法，國有新聞機構和地方政府組織並資助了這些親北京網紅的旅行，” 《紐約時報》報道稱。 “他們要麼已經、要麼曾經提出對這些網紅支付報酬。他們在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上向數以百萬計的粉絲分享視頻，從而為創作者帶來了可觀的流量。”
“在官方媒體機構的支持下，這些創作者能夠訪問並拍攝中國的一些地區，這些地方都是當局阻撓外國記者報導的，”該報道稱。
此外北京也繼續打擊在中國境內做報道的外國記者。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今年1月發布報告說，駐華記者在報道中國的過程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障礙”，其中包括人身攻擊、騷擾、威脅、網絡黑客攻擊、網絡噴子的言語攻擊和簽證拒簽。
與此同時，在海外工作的華人記者也受到壓力。
中國通過“人肉”而惡意公佈信息或組織線上騷擾攻擊等手段恐嚇華人記者的做法已屢見不鮮。
2021年12月，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一篇署名“補壹刀”的文章。該文“人肉”了在中國境外工作的中國出生的記者。
該文稱這些就職西方媒體的記者“炮製”針對中國的虛假報導，“用報導給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在同胞背後開槍。”
《紐約時報》記者肖慕漪（Muyi Xiao）被這篇文章重點報道。該文詳陳她的出生地，她上的大學，她畢業的年份，她之前的各家僱主，她採訪過的信息來源，以及她“炮製”的中國相關的報道。
“一篇篇歪曲武漢抗疫，為疫情幸災樂禍的報道，就成為她向《紐約時報》納的投名狀，” 該文稱。
《環球時報》“補壹刀”的文章還一一點名了另外七名在中國出生的記者，並附上了個人照片截圖或個人網站截圖。
這些記者被該文一併稱為肖慕漪身邊“明顯的人際關係網，以及物以類聚的‘人才產業鏈’：一個推荐一個，一個跟著一個，最後走到同一條道路上。”
這篇文章列出了這些記者曾經就職過或合作過的出版物及非營利組織背後的贊助方和合作方，其中包括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這篇文章暗示，這些記者也都是在這些基金會的授意下在中國煽動“顏色革命”。
該文還提到了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研究員及記者許秀中（Vicky Xiuzhong Xu）。 2021年4月，她成了中國互聯網上一場網絡騷擾運動的目標。此前，許秀中曾合著一份ASPI有關新疆維吾爾人被中國政府強迫勞動的報告。
事發時，許秀中的名字突然一躍成為新浪微博上的熱門話題，中國官方媒體和微博上的民族主義者發布和轉發了大量攻擊她的言論，其中包括稱她為“恨國反華妖女”、“反華女魔頭”、“女漢奸”、“賣國賊”、“蕩婦”、“抵制新疆棉的幕後黑手”、“澳洲提線木偶”和“西方棋子”等等。
“搜索她的名字可以得到數千個結果，其中包括一些視頻，稱她‘濫交’和‘吸毒’，透露了她的戀愛生活細節，”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2021年4月的報道中寫道。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在微博上，網民呼籲找到她的家人，然後命令他們為撫養這樣一個女兒道歉。也有網民說，許秀中永遠不應該被允許回到中國，並發出並不含蓄的威脅信號；其中一位用戶寫道，叛徒要‘見一個殺一個’。她的家人為安全起見曾要求她改名。”
2020年春季COVID-19疫情肆虐美國之際，8歲就從中國移民美國的《紐約客》（New Yorker）撰稿人樊嘉揚（Jiayang Fan）也成了中國宣傳和網絡騷擾運動的目標。
在她2020年9月為《紐約客》撰寫的封面故事《我和我的母親如何成為中國的宣傳材料》中，樊嘉揚講述了自己因在推特上為母親求救而招致中國網民集體網絡欺凌的經歷。
樊嘉揚母親因患有漸凍症而住院，平時起居依靠護工照料。 2020年3月，紐約因疫情而面臨封城，照料樊母的護工被要求撤離。因事發突然且緊急，樊嘉揚在推特上求助。儘管之後得到了幫助，護工回到了母親身邊，但樊嘉揚的推文傳到中國後，她在推特上突遭大批謾罵和對其母親的詛咒。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稱她和她的母親是賣國賊和漢奸，並咒罵“活該”、“報應”、“nmsl”（“你媽死了”）等等。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中也對母女倆的遭遇冷嘲熱諷。此前，樊嘉揚為《紐約客》寫過多篇與中國有關的文章，這成了樊嘉揚“賣國”的罪證。
甚至連在美國出生的華人記者也沒能倖免於這類恐嚇和騷擾。微信上擁有200多萬訂閱者的《北美留學生日報》曾發表了一篇文章，攻擊負責為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報道中國的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
《紐約客》的一篇報道曾將《北美留學生日報》描述為提供“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文新聞”的信息平台。 《北美留學生日報》的這篇攻擊文章稱馮哲芸為“殖人”，意指思想上反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殖民者意願的被殖民者。
“希望有一天她可以通過出賣自己的國家獲得美國人的一些認可吧，” 文章譏諷道。
2021年9月，《環球時報》撰文攻擊美國出生的美國華裔記者、《洛杉磯時報》前北京分社社長蘇奕安（Alice Su）。蘇奕安此前曾前往河南鄭州報道了在當地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特大洪災。 《環球時報》稱她為“二鬼子”。該詞原是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期間為“日本鬼子”提供幫助的中國人的蔑稱。
記者楊澤毅（Zeyi Yang ）在發表於專注科技和商業報道的Protocol新聞網站的文章中寫道，上述記者遭騷擾和攻擊的這些例子“是中國官方媒體及其狂熱的網絡追隨者對某一目標展開共同攻擊這一多年來形成的更廣泛模式的一部分”。
“在當今的中國，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所包含的內容遠比（先前）付錢讓人們照本宣科發布北京口徑的做法複雜得多，”楊澤毅寫道。 “（中國）政府已掌握了對人們真實情感施加影響的技巧，能讓這些普通（網絡）用戶免費地去做言語攻擊和人肉這些事。”
（同時請參閱美國之音《揭謊頻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