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侵烏戰爭困局也成為近平的困境，兩位獨裁者戰前在北京的高調亮相令人懷疑習參與了普京的陰謀。中國疫情的突然逆轉讓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部署”的“動態清零”模式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由此引發經濟、政治的巨大代價難免損害習近平的聲譽。
另外，最令人擔憂的是在戰爭和疫情陰影籠罩下的經濟形勢，就連中共官員和媒體都或明或暗地承認，去年下半年習近平圍繞“共同富裕”推出的監管、清理、限制、整頓等措施是權力的任性，需要中共付出代價來糾偏。
中國網上流傳：股災十年一遇，戰爭50年一遇，疫情百年一遇，而三者同時發生為千年一遇，卻恰逢習近平欲圖大業的今年。普京的威權禍害如何連累習近平的極權體制？中國疫情反彈將讓習近平付出何種代價？嚴峻的經濟前景會不會導致習近平20大突破任期制出現變數？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表示，在俄羅斯烏克蘭問題上，中國至今拒不予以譴責，這反映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個人的道德水準問題。
他說：“我覺得習近平的知識和習近平的道德水準，還有習近平對問題的看法，讓他意識不到這是非常尷尬的。你知道尷尬這個東西是對這種有修養的、有知識的、有廉恥心的人，你說他可能一件事兒好像說了一句假話，或者不得人心的事，我要強詞奪理，可能會感到尷尬，感到不好意思。習近平這種人和趙立堅這種人，他們是沒有這種羞恥感的，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會覺得尷尬。不會覺得尷尬會比覺得尷尬，我覺得對人類、對中國是危害更大的。這就表明他們繼續要按照自己原來方式做。但你說習近平真的敢支持俄羅斯嗎？當全世界主要國家和多數國家都表示反對，他又不敢。實際上你要說趙立堅是個戰狼，那是個沒有牙齒的狼。天天就像狼的一樣的，擺出狼的姿態在喊。習近平就是個雞賊，你看他一會兒要支持，要上不封頂。一看形勢不好，想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被揭露出來之後，現在又想給自己找台階下。別人有羞恥心，都會感到不好意思，他沒什麼不好意思的，他還說全世界多數人支持他。所以我覺得用‘尷尬’這個詞讓我們來實際上是假定習近平是個有羞恥心的人，但他沒有。”
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下跌，除卻外部因素，有消息指出中共內部將原因歸咎於習近平的“折騰”。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過去的大半年習近平出重手打擊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對於經濟下行難辭其咎。 “共同富裕”銷聲匿跡說明習近平政策遭遇抵制，是其權力被削弱的標誌。
他說：“當然，中國經濟形勢這麼嚴峻除了疫情因素之外，習近平的折騰是難辭其咎。尤其是過去這大半年經濟增長率的下跌，就不能再歸咎於疫情了。因為疫情已經持續兩年多了，為什麼過去這大半年還在下跌？當然就只能歸咎於習近平的折騰。過去這大半年習近平出重手，四面出擊，嚴重打擊了民營企業，打擊了市場經濟。我們看到的就是，在鄧江胡時代那些活躍的民營企業家，現在個個都銷聲匿跡了。習近平的這種折騰當然也遭到了體制內，包括黨內的抵制。我們看到就是去年習近平高調提出的共同富裕，到了今年就沒幾個人提了。就說明習近平他是迫於壓力不得不做這種讓步，不得不降低他所謂強力監管、打壓民企的力度。另外他也知道，如果再不釋放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活力，那麻煩就大了。所以和現在當局在經濟政策方面進行的調整相伴隨的，那必定就是習近平的政策遭到抵制，他不得不收斂。這是習近平權力被削弱的一個標誌。”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鄧江胡等領導人無不倡導尊重經濟規律，唯獨習近平拋棄前任成功經驗，直接回到毛時代的運動治國模式。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認為，習近平知識上的局限和政治上的狹隘，必然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災難。
他說：“其實說到底，這就是鄧小平批評過毛澤東時期政治上瞎指揮。其實剛才你講到的這些問題，鄧小平都已經代表共產黨回答過，就是在總結毛澤東的錯誤和教訓的時候。鄧小平一輩子跟著毛澤東是搞政治的，你看他在軍隊里當政委，他實際上是沒有擔任過業務幹部，他搞了一輩子政道。到他70多歲重新復出的時候，他悟出一個道理，共產黨管什麼，什麼就搞不好。所以他從科技教育出來的時候說，研究讓科學家去搞，黨委做做後勤就行了。地呢要讓農民去種，企業呢，要讓企業家去辦。要小政府大社會，黨政分開、政經分開、政企分開。但其實他的中心就是說，什麼事都要交給辦這個事的人去管，黨不要管這些事。而且他在總結的時候說，在第一個決議就講過毛澤東個人意志、瞎指揮，用政治去干擾經濟規律。其實習近平今天犯的所有這些東西，鄧小平都在毛澤東的時候，而你要知道，他是跟著毛澤東犯過這些錯誤。現在習近平又在重新犯這個錯誤。這裡面有意識形態的原因，有他的政治野心，想乾一番千秋的大業的決心，也有出於獨裁政治的需要，他必須要把所有的資源都集中起來，防止自己的政敵用來去顛覆自己。但是不管怎麼樣，習近平出於自己知識上的短視、知識上的局限，和政治上這種狹隘的需要，肯定會給中國的經濟帶來巨大的災難。”
習近平內政外交的失誤令中國在烏克蘭戰爭、疫情以及經濟方面面臨多重壓力，而中共黨內外已開始出現不滿之聲。對此，《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認為，儘管中共內部已經出現反對聲音，但在中共的極權專制制度下，難以積聚力量形成反習之勢。
他說：“習近平的倒行逆施，不要說在民間社會，就在體制內，就在黨內，就在黨內的高層，那都引起了廣泛的不滿。但是問題在於中共的體制就是一個專制的體制，就是一個獨裁的體制，而習近平上台又強化了這種體制。所以現在的問題還不在於中共內部、在體制內、在高層，有沒有反習的力量，有沒有想換人做做看的這種聲音。問題在於這些聲音、這些力量能不能互通聲氣、互相匯合，形成一種可見的力量，從而打破現有製度對他們的這種約束。能夠發動一場有效的集體行動，這才能改變局面。否則的話，反對的人再多，就像斯大林晚年像毛澤東晚年，只要他們活著還有那口氣，他們就依然可以維持他們的個人獨裁。所以關鍵是這些反對的力量能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這才是關鍵。離成氣候還遠，但是從這些聲音我們可以感覺到，黨內確實有這種聲音，而且在互相匯集。有這麼幾個互通聲息的作用。它當然是採取共同行動的一個前奏，少不了要有這一步。但關鍵是你還要走出下面這一步才能夠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