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持續近三週，上海人忍耐是否有極限？

封城持續近三週，上海人忍耐是否有極限？

上海封城至今已持續差不多三個星期。 4月14日，上海網民“摩耶夫人”撰寫的“血淚控訴”-《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刷屏。上海網民張小姐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有五成上海人在轉發。

《中國數字時代》編者按說，該文一度在微信平台被刪除，刪前後台閱讀量超過2000萬，被稱為史上閱讀量最高的微信公號文章。

與此同時，此文還引發了網絡上多種觀點爭議。有網友寫出《上海人的忍耐還遠遠沒有到極限？ 》回應，也有網友認為“上海人的忍耐沒有底線”。

在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遠遠沒有到極限”和“沒有底線”三種看法中，究竟那種更接近上海人的真實生活狀況？

掐斷上海2500萬人的生命線，北京決策者否有個上海人的忍耐極限意識？上海人或中國人的忍耐極限被突破之後，結果又會怎麼樣？

香港資深媒體人紀碩鳴認為，改革開放後習慣了安逸生活的中國人不敢去想像極限的後果。基於對未知的恐懼，面對極限，上海人唯一能做的只有忍耐。

他說：“我是這樣認為，不贊成‘忍耐已經到極限’。我相信不是對提出問題的本身，而是對未來未知的一種恐懼。因為你不知道忍耐不住到了極限在現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下，你爆發出來會是什麼後果？而且受益於改革開放，安逸生活了一段時期的中國人寧願不認為已經到了極限，也不敢去想像這個‘極限’的後果，要去想對未知的這樣的一種恐懼。所以大多數人，包括我，除了對這種現象的憤恨，你可能什麼都做不了。當然我還能夠寫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想法，但是在裡邊要發表都會被限制的，很多都發不出來。那麼在目前的這樣體制下，你想做什麼，你能做什麼？這個本身還是雞蛋和高牆之間的選擇。即使有了極限，我想大多數人還是繼續忍耐，或者目前唯一能做的選擇就是忍耐。當然我們都看到有視頻出來，張江鎮那幾棟房子已經出租了,現在要把那些租客趕走要做為隔離房。你們看到民眾與警察的對峙，那些不願意搬走的、想反抗的都被警察一一拖走，你的忍耐到極限了嗎？肯定是到極限。但是你也做不了什麼，對吧？外人對那些（被）強行搬遷的表示同情，但能表示對他們繼續反抗的支持，根本就做不了什麼，是吧？大概就是這麼一種心態。”

上海堅持封城清零，2500萬人的生命線被掐斷。北京決策者是否會考慮上海人的忍耐極限？美國《當代中國評論》國際季刊主編榮偉認為，在上海，野蠻戰勝了文明。反文明、反科學的清零政策完全出於政治幫派鬥爭中的個人需要。

他說：“到目前為止，我看因為這個新冠疫情死亡的好像只有1例。我不知道具體數字，他們公佈的數字是3例，但是次生災害的代價大了去了，這我們就不用說了對吧。而且上海我跟你講，醫療條件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居然會到這個地步對吧？剛才我們說到那個癌症病人，還有這個小孩子，我昨天還看到一個3歲的小孩，就是因為發高燒，僅僅因為發高燒耽誤了幾個小時，就死了。這個就是什麼呢？就是榮劍前不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當然不是說這個疫情，就是文明與野蠻之爭。現在這個已經不是‘左右’之爭，也不是制度之爭，是文明與野蠻之爭，現在是野蠻在戰勝文明。上海的醫療條件，上海的醫生、專家，那簡直是跟美國完全可以匹敵的，但是無能為力。有一個專家繆曉輝說，如果能清零，他要割腕。這種完全是反文明的、反科學的，這樣的一種政策怎麼能夠持續下去呢？這完全是因為政治需要和個人所需。是不是就是因為我網上所說的要打擊上海幫，或者上海幫要對抗北京幫？這個對我們來說，對我們草民來說、吃瓜群眾來說，只能是一個question (疑問)。我是這麼想的。”

面對封城和忍耐極限，上海沒有出現方方、江雪。香港資深媒體人紀碩鳴分析說，上海的表現形式與其它城市不一樣。上海許多民眾知道，問題不在上海，上海人以自己的行動方式走出了與官僚抗爭的一步。

他說：“對這個問題有人跟我也討論過，也有人質疑武漢出了方方，西安出了一個獨立記者江雪，用他們的文筆不僅真實記錄了疫情期間的當地不堪，也以尖銳的文字來批評時弊，指責當局的這種無能無力。那為什麼上海就沒有？但是我覺得上海的表現形式和其他城市有不一樣。首先，上海很多民眾已經領悟到問題不在上海，知道這個是神仙打架。有這麼一個判斷已經很了不起了。上海表現的方式不一樣，比如說上海有人公開向上海市長龔正叫板，叫市長你出來走走，主持一下新聞會，有志願者頂著布貼封條。有人大代表不滿不切實際的核酸，公開辭去志願者。就這種情況，你包括市委書記出來，大媽都可以迎上去跟你PK幾句。這個是我覺得上海人在用他自己的行動方式為全國走出與官僚抗爭的一步。”

刷屏網文《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提出了“人民至上”。美國《當代中國評論》國際季刊主編榮偉認為，上海封城清零的做法不尊重科學、不尊重人性基本權利、沒有言論自由和監督，是中國極權體制之惡的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體現。

他說：“西安封城的時候提出一個問題是叫‘底層之惡’。那麼當時我的觀點就是，不存在什麼底層之惡，最終它的根源就是制度之惡。那麼這一次上海疫情，我認為就是最集中地體現了，或者叫爆發出來了中國體制之惡，或者叫極權體制。實際上就是極權體制之惡的最集中的、最代表性的一次體現。它體現在哪幾個方面呢？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不尊重科學。所謂的中國的防疫，它就是一種政治需要，所謂清零政策可能是某個領導人的所好。我上一次參加你的訪談的時候，我們在網上，因為我們經常在zoom上面開一些討論會，我請了幾個專家，一個是美國的，也有公共防疫的專家，叫‘清零政策何時了？’這個清零是沒完沒了的。不可能，實際上嚴格說來是不可能的，從科學意義上來說是不可能清零的。所謂清零，就是一種政治需要，某個領導人的所好。他就是想把中國的防疫作為世界的模範生，實際上這個模範生到這一次上海防疫，成了國際大笑話。所以第一個，它就是不尊重科學，完全是為了政治需要、維穩需要。第二個就是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這個就是極權制度之惡的最集中的表現。這個制度從來就沒有把人的最基本的權利當做一回事。他為了政治需要或者維穩需要，罔顧2500萬上海人的生存的基本權利，等於是關禁閉。好像我看網上有說他就是變成一個行政拘留14天，所謂14天隔離就是變相的行政拘留，還要自己掏錢，自己自費的行政拘留。第三個就是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被人民監督的渠道。前不久我在明鏡主持一個人文思想討論，請到了張千帆教授，他有一個語音講述，他就特別提到了言論自由。他就用了李文亮的那句話，武漢李文亮用生命換來了他這最後的肺腑之言。臨死之前他說了一句話，‘一個健康的社會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