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六四如何改變中國的現在和未來？

西方學者：六四如何改變中國的現在和未來？

六四32週年之際，全球各地許多群體一如既往，舉行各種紀念活動。他們緬懷32年前被定格的無數生命，也探究當年的悲劇與今天中國危機的聯繫。六四與中國今天的距離有多近？它帶來的世界隔閡有多深？它如何改變了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剛剛出版新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屠殺》的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周杰榮(Dr. Jeremy Brown)表示，關於六四他書中的研究重點是受難者歷史以及他們是如何遇難的。

他說：“當受害者遇到解放軍開槍的時刻，他們是誰？他們在做什麼？他們為什麼在外面？他們怎樣遇難？ 那些人很多都是上班下班很偶然的遇到解放軍開槍。我也是通過天安門母親的研究。他們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證明，這個大屠殺，用解放軍鎮壓平民，完全是不必要的，也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唐志學博士(Dr. Joseph Torigian)認為，八九學運期間當時中共黨內很多人不同意動武，但是最終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中共不願看到自身分崩離析。相比於抗議者的生命，中共更不能接受的是蘇聯解體在中國重演。

唐志學說：“其實很多都認為鄧小平是搞集體領導，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學的學者(都這樣認為)。但是六四證明並非如此。當時很多高層的人都反對動武，包括總書記趙紫陽，也包括很老幹部和將軍。鄧小平的想法是中共什麼時候都需要一個頭子打，只能有一個婆婆、一個核心。但是六四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好像黨內有兩個聲音。其實也沒那麼簡單。趙紫陽沒有反對過鄧小平。但是我有一個推測，就是對很多黨內的人認為，六四一個主要的教訓，就是如果鄧小平當時沒有起這個核心的作用，黨可能就會分裂的。所以六四以後，高層有個想法就是學生或者工人上街並不可怕，可怕的中央分裂。中央分裂的話就亂了。”

長期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周傑榮也同意，六四當時黨內很多領導人都是主張和平解決抗議的。他說，不開槍的思維不是西方的，不是學者的，而是中國人自己的。只可惜，那個最有權力的中國人不同意這個觀點，下達了開槍的命令，釀成屠殺慘劇。

周杰榮說：“我是西方人，我是歷史學學者。所以我的任務是看歷史材料來分析和用可靠的歷史材料來分析歷史過去的現象。但是這個不是一個西方和東方的區別。當時和平解決抗議的思維不是西方的思維，不是我的思維，而是中國的思維。這個是中國所謂的最高領導當時是趙紫陽。他的思維是什麼，他的中國文化的思維是用法治法律和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衝突。因為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衝突。但是抗議的人他們的行為是什麼？他們的行為是和平的行為，他們非暴力的一個抗議運動。靜坐、絕食、示威，一點暴力都沒有。所以趙紫陽當時的解絕方式，不光是他，是大部分的中國領導、中國官員，包括軍隊的領導，都要強調我們要和平，不要開槍。所以鄧小平他的位置是關鍵的。鄧小平他可以利用他的元老的革命資格來消滅其他人對他的不同的觀點。他可以實施他自己的觀點。所以這個不是西方和東方的區別。中國人要和平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最有權力的中國人他不同意，所以他點了這個開槍的命令。”

談到死亡人數，周杰榮說，現在仍然很難確定。他說前(前新華社記者)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一書中說有728人死亡，而當時1989年有比較可靠的渠道提到有2600人死亡，他預計可能最低是七百多人，最高可能有三千人左右。他相信這個數字可能存檔於某個解放軍檔案裡，他有信心有朝一日世人會知道一個更可靠的數據。

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唐志學在比較習家父子兩代人對六四的態度時提到，習仲勳曾在不同場合表態六四動武是很正確的，而習近平多次在講話中強調個人不能對國家提要求。

唐志學說：“但是很重要的是，習仲勳從來沒有在任何的公開的場合說過，六四是不好的。而且他很明顯地站隊了。但他在不同的場合上出來說六四動武是很對的。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可以說明習仲勳說守黨的紀律對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後呢，還有習近平當時的一次講話我覺得很重要。這是他五月中旬說的幾句話。習近平當時在福建，他說：'什麼是民主？不能籠統地喊民主。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我個人理解應該是人民利益的一種法制化的體制，而不是某一個階層、某些人的隨意性或者是滿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個階層提出的任何一個要求，極端化地去要求別人或者要求國家。這本身就是要求別人對自己民主，反過來自己沒任何的約束和責任感。這就不行。'然後呢習近平談到文革的一些情況，說：'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民主的標本嗎？這種大民主沒有跟科學結合，跟法制結合，而是跟女性結合，跟愚昧結合，結果就是大動亂。誰都可以組織幾個人去抄家，誰都可以拉起一個戰鬥隊。今天你們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這樣的日子能夠重演嗎？'”

周杰榮指出，六四事件對那之後以及中國未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從那以後，中國人民就被迫接受中共定義的“穩定”。中共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可能會帶來經濟發展，但卻犧牲了中國人的民主和自由。

周杰榮說：“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包括1989年的後半年的所謂'雙清運動'—清查清理運動—它是歷史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97年我去了哈爾濱，然後我去了好多次。我在中國過得非常好，中國越來越發達，我在中國的朋友的生活越越好，在經濟方面。但是1989年六四大屠殺的後果是中國共產黨告訴中國人，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和經濟發展你們只能選擇一個，只能有一個。這個很不公平，為什麼我在加拿大我可以享受言論自由，也可住這麼好的一個房子。為什麼？這個很不公平，中國人不知道嗎？1989的後果是穩定壓倒一切。這個'穩定'，這個所謂的'穩定'是誰來下這個定義？穩定的意思是什麼？穩定的意思是共產黨告訴你的穩定，還是是我告訴你的這個穩定？所以如果你是天安門母親，共產黨解放軍殺了你的孩子，你不（被）允許說話，而且每年你不可以出門，不可以跟媒體說話，不可以悼念你的孩子。這個是穩定，這個是共產黨的穩定。這個是直接是六四的一個後果。到新疆維吾爾族，他們的穩定是什麼？這個也是六四的一個後果，因為穩定壓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