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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與歐洲聯手築起針對中國的科技壁壘之際,以色列曾被視為防止中國獲取西方科技的薄弱環節。不過,美國總統拜登在出訪中東之際,與以色列達成重要科技合作機制與對話,很可能就此堵住中國獲取人工智能、生物醫學等新興技術的關鍵通道。
美以科技對話強調“可信任”
7月13日,白宮與以色列政府新聞辦公室同一天宣布了美國總統拜登與以色列總理拉皮德簽署的有關科技合作的共同聲明。聲明說,美以兩國領導人致力於將兩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將啟動新戰略性高級別技術對話,目的是建立和加强两國在關鍵和新興領域的技術夥伴關係,以共同應對全球挑戰,包括對流行病的應對準備、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實踐和可信任的技術生態系統等領域。
白宮聲明說,美以關係反映了兩國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聲明強調,承諾促進雙方的相互創新生態系統要基於“民主原則和人權”,以此推進和保護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並應對地緣戰略挑戰。
“美國肯定對以色列和中國的關係感到擔憂,特別是在關鍵技術領域。”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科技與國家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馬丁·拉塞爾(Martijn Rasser)對美國之音說。
美以官方聲明說,美以兩國的科技合作機制將由各自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牽頭,在人工智能、技術生態系統等環節特別強調“可信任”、強調創新環境的風險管控,其中包括科研安全、投資篩选和出口管制,以及關鍵和新興技術的技術投資和保護戰略。
《以色列時報》說,美以兩國的雙邊委員會將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由美國和以色列輪流召開,第一屆會議將於今年秋天在以色列舉行。
華盛頓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負責研究事務的高級副總裁喬納森·尚策(Jonathan Schanzer)認為,美以科技對話層級提高,表明在關乎地緣安全的問題上,以色列選擇向美國靠攏。
他對美國之音說:“這是美國採取的一個步驟,以向中國表明,以色列仍然是一個親密的盟友,是美國在採取主控。”
拉塞爾說:“美國和以色列在這類領域有了更大的一致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擔憂的回應。”
以色列對北京提高戒備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的重要技術創新樞紐,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大數據、水處理、精細農業等方面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但由於國內市場狹小,以色列格外注重吸引外資。根據《2019年投資以色列報告》的數據,2009年到2019年,全球對以色列投資從約5.5億美元躍升至約95.1億美元,10年間漲幅達16倍。
中國對以色列投資從2013年開始大幅增長。《報告》說,到2019年,中國共有22筆對以色列的投資項目,投資金額約為6.4億美元,其中包括醫療器械、生物技術、自動駕駛等技術領域。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和電信設備龍頭企業華為都在以色列設立了研究中心。
中國對以色列科技行業的興趣引起了美國的警覺。外界認為,以色列在處理美國聯盟和中國的經貿關係上面臨兩難。中國是以色列第三大貿易夥伴,而美國政府對中國在中東事務扮演越來越顯著的角色提出擔憂。
華盛頓的主要關切一直是在軍民兩用技術問題上。在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在美國的強烈反對下,以色列取消向中國出售費爾康空中預警系統。此後,以色列制定了相關法規,以防止向中國和其他國家出售與軍事有關的敏感技術。
尚策對美國之音說:“在可能的情況下,中國一直希望獲取更多的以色列的技術,而美國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這場對話至少要追溯到五年前,可能還要追溯到更長的時間,討論如何限制中國對以色列寶貴技術的收購,特別是在軍事領域。但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領域,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會從事)軍民兩用。”
華盛頓智庫“新行戰略政策研究所”(Newlines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Policy)分析發展部主任、渥太華大學專業發展學院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專家卡姆蘭·伯卡利(Kamran Bokhari)說:“如果從(防止技術)洩漏的角度考慮,美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隔離自己,確保其本土技術讓中國人無法獲取。但為了做到這一點,你需要讓與你共享技術的伙伴國家不去允許中國有同樣的技術獲取途徑。”
“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國利用以色列作為後門,試圖獲得這種技術。”伯卡利說。
伯卡利說,以色列在信息技術、高速計算,芯片製造等領域發展迅猛,如果被中國獲取,可能會被挪為他用。
“他們(中國)以從事逆向工程而聞名,所以這是一個隱患。”他說。
美國施壓見成效中國對以色列投資難度增加
有分析認為,如何保護關鍵技術不被洩露一直是美以兩國雙邊關係中的關鍵挑戰之一。中國對以色列科技公司的投資,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受監管。雖然以色列已經不向中國出口國防技術,並對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制定了嚴格的規定,但民用和兩用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以色列如何適應這一現實仍有待觀察。
新行戰略政策研究所的伯卡利認為,以色列正在逐漸提高對中國戰略安全隱憂的重視。
他說:“必須要理解的是,中國問題之於以色列、不如中國問題對美國那麼重要。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以色列的直接安全問題來自伊朗及其在該地區的盟友,無論是黎巴嫩的真主黨,還是敘利亞政權,還是伊拉克和其他非國家行為者,什葉派民兵等——這些是以色列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
“但我認為,為了與美國合作,我們看到有證據顯示,以色列與華盛頓攜手,要確保中國不會掌握有關技術,並限制與中國行為者特別是科技公司的合作。”伯卡利說。
美國說服以色列謹慎與中國科技合作的努力取得成效,特別是在重點行業的投資審查領域。據彭博社報導,2018年,中國投資者對以色列初創企業投資4.24億美元,約佔該行業總投資的5%,而在去年,中國資本僅佔以色列初創企業投資的1%。美國還一直敦促以色列設立類似與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那樣的審查機構。
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報導,以色列官員去年12月向美國保證,將向華盛頓通報與中國達成的重大協議,並表示如果美方反對,以色列政府會重新審查以中協議。報導說,以色列內閣中的安全機構、國防部和公安部對這一問題進行過討論。
保衛民主基金會副總裁尚策認為,以色列與美國緊密的盟友關係是以色列選擇向華盛頓靠攏的主要原因,但他同時指出,中國近年來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劣跡,也加劇了以色列對中國態度的警覺。
“這裡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包括中國竊取知識產權的做法、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其他讓以色列人感到不舒服的做法,因為以色列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更傾向於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