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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瑞恩: 阿拉斯加會談沒有改變美中兩國“競爭性相互依存”的本質
儘管中國在3月中旬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上表現得咄咄逼人，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何瑞恩認為，這並沒有改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描述的對華政策核心，即“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的時候對抗”。
他指出，中國的行為或許會更加突出兩國之間的競爭和敵對，但是並沒有徹底改變兩國間“競爭性相互依存”的本質，這一理念框架來源於他3月出版的新書《更強：在“競爭性相互依存”的時代調整美國的對華政策》( Stronger: Updating American Strategy to Outpace an Ambitious and Ascendant China ) ，不過在外交政策領域也有專家並不完全認可他的觀點。
美國的實力地位
何瑞恩對於美中關係出發點的衡量，已經在書名中點出，那就是美國始終處於更強的地位。他在書中第一章“美國的長期實力“中，首先列舉了中國近年來飛速增長的經濟背後的脆弱，包括人口紅利下降，債務水平上升，生產率增速放緩，國內矛盾增加，領土問題凸顯，食物和能源安全受到威脅，地緣政治衝突上升等等。相較之下，美國世界第一的經濟地位依然難以撼動，2020年的數據顯示，美國GDP佔全球GDP總額的24.4%，而中國祇占到16.3%。美國還擁有全球35%的創新專利，全世界最富有的2000家企業中，有將近600家來自美國；此外，美國依然有著世界上最強大而廣泛的聯盟，美國及其盟友擁有全球人口的25%和全球GDP的75%；與此同時，美國還在多數國際組織中扮演領導角色，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
何瑞恩指出，美國政界近年來過於關注和誇大中國的優勢，而忽略了中國的劣勢，陷入了美國前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所說的“巨人恐懼症”，而這往往會造成偏頗和扭曲的觀點，從而導致糟糕的政策。
他說：“在過去40年裡，美國在全球GDP所佔的份額一直很穩定。在這段時期內，中國的GDP份額大幅上升，但大部分源於日本和歐盟的下降。因此，我認為美中兩國可以繼續共同發展，這是很可能的結果。我希望美國能夠集中精力實現自己的最佳傳統。如果我們這樣做，美國就能夠繼續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靈感來源。美國享受的成功越多，全世界越能感受到美國的強大力量。”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則指出，相比誇大中國威脅，他更加擔心人們小瞧或者忽視中國的野心。他說：“毫無疑問，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但我不覺得我們能一直保持，尤其是在沒有正確的政策的情況下。從各個方面來衡量，中國都發展十分迅速，它企圖在經濟、科技和軍事上取代美國，企圖利用自己迅速增長的力量和影響力來改變某些地區，以反映作為其政權基礎的準則，而且會傷害到奠定我們國家的準則。我們不能安於現狀，不能因為我們一直就是第一，就想當然地以為我們永遠都是第一。”
中國的戰略野心
“美中兩國都想避免與對方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這是何瑞恩在《更強》的第二章“中國的戰略野心”中列出的一個前提，在此基礎上，他認為美國應該讓中國認清界限：哪些地方中國可以爭取更多的權力而不損害到美國的核心利益，哪些地方不能。
何瑞恩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想成為富裕、強大和受人尊敬的國家；他們希望自己對核心利益的想法得到承認，而不是受到挑戰；他們希望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體系中得到接受和尊重，並希望他們的經濟模式得到接受和尊重。” 何瑞恩總結說，中國的目標是恢復其歷史上的“亞洲領袖”和“世界大國”地位，並且將美國視為可能阻礙其實現目標的唯一外在因素。
2008年，從美國引爆的金融危機蔓延到全球，加上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中國一些政界人士和知識分子開始產生“中國應該像崛起的大國一樣行事”的想法。當時何瑞恩在北京擔任外交官員，他回憶說：“一些熟悉的人告訴我，中國不會再把美中關係當作師生關係，也就是中國接受美國的意見…總的來說，我得到的印像是中國不會再隱藏自己的野心。中國的時刻已經到來。”
習近平上台前，中國在20多年裡一直奉行鄧小平1990年代初明確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政策。但是習近平2013年掌權後，面臨國內腐敗問題日益嚴重、黨內明爭暗鬥、美國發起“重返亞洲”戰略、“阿拉伯之春”掀起反獨裁浪潮等一系列內憂外患，他決定追求更加激進的外交政策，挑戰美國在全球多個地區的領導地位。
“競爭性相互依存”
在分析了美國依然擁有的顯著優勢和中國的戰略目標後，何瑞恩提出“競爭性相互依存”(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的理論框架。該框架基於他對兩國關係本質的判斷，即“競爭性”依然是關鍵，但“依存性”也不可避免，因為兩國間存在金融、貿易、科學、學術和人員之間的緊密聯繫。
他說：“我們將必須同時持有兩種看法：首先，就憑美國和中國的規模、目標以及不同的政府體制，兩國間就會存在緊張關係。這種關係將是競爭性的，但不是敵對性的。此外，這種競爭應該受限於我們對相互依存這一事實的理解。其次，美國不能完全與中國分離，正如中國無法完全與美國分離。兩國的行為將使我們受到或好或壞的影響。而在兩國共同面臨的許多最緊迫的問題上，除非我們找到協調各自努力的方法，否則將無法取得進展。因此，這個理念就是，我們之間存在競爭，但同時也相互依存，我們應該找到辦法來應對。”
何瑞恩進一步解釋說，美國不應僅將中國視為夥伴，或者僅將其視為敵人。他也贊同布林肯國務卿在3月初提出的對華政策，指出：“ 在有的領域，美中之間會競爭激烈；在另一些領域中，美國和中國有著目標上的根本分歧；還有一些領域中，兩國攜手合作應對共同的挑戰，會有利於雙方的利益。我認為，健康的策略可以在這三種基礎上發揮作用，而不是只專注於某一種，而排除其他兩種。 ”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范亞倫對於布林肯國務卿提出的美中關係原則持謹慎態度，他認為保持競爭與合作間的平衡會非常艱難，因為美中關係合作的基礎和前景正在迅速消失，尤其是在2021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會談之後。他說：“兩者很難平衡，因為合作很難，因為中共政權咄咄逼人，不僅是針對美國，也廣泛針對自由民主世界。它沒有顯示出很多合作的傾向，或者說提供堅實的合作基礎。所以我對此有所懷疑，也很悲觀。”
美國應從實力優勢出發鞏固自身
在書的開篇和最終章，何瑞恩都強烈反對重走”冷戰“路線，或者以“大國競爭”為外交政策的核心。他認為“正義對抗邪惡”的二元論利大於弊，不僅會帶來資源分散，和與盟友產生齟齬的風險，還會加劇與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與此同時，強行推行西方模式也是不可取的。
他說：“作為一個國家，美國的傳統是努力促進和實現其核心價值觀及理想，這是我們自1776年以來一直在做的，我們以後也會繼續做的很好。因此，我認為美國自然會鼓勵各國朝著我們認為的普世價值的方向前進。 同時，我認為對於美國來說，有必要將其作為一種抱負，而不是用來攻擊或破壞與我們不同的國家的武器。我們必須對自己改變其他國家的能力抱有謙遜的態度。”
何瑞恩還以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古巴舉例，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和軍事實力都遠遠落後於中國，但是美國也並沒有在推行民主制度上取得實質性的成效。他說：“在美國替中國人民決定其政治制度變化的能力上，我們應該保持一定程度的謙遜，這並不意味著當中國的行為破壞或威脅我們的利益或價值觀時，我們將停止大聲疾呼。但是，我們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正如他們不能決定我們的命運。”
何瑞恩進一步指出，與其想辦法完全改變或者徹底擊敗中國，目前美國應該專注於強化其實力地位及優勢的來源。他說：“首先，美國現在的經濟和社會充滿活力而且有韌性，並且在不完美的基礎上，不斷進行適應、調整和進步。當我們的國家強大並且實現其價值觀的時候，我們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榜樣。第二就是重拾其全球聲望，包括促成和動員各方力量應對全球挑戰。 第三個基本優勢是我們史無前例的全球聯盟網絡。 中國不能奪走這三個方面中的任何一個，美國將決定自己在這三個方面的實力。 這些就是美國實力的來源。 而且，我們對這些優勢來源的投入越多，我們與中國競爭的優勢就越大。”
范亞綸則認為，強大自身必不可少，但是也必須同時遏制中國的崛起。他說：“我認為我們需要保護自己，維護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朋友和盟友不受中共激進政策的侵害。所以我們要兼顧兩者，而不是往後退，解決國內問題，然後未來某個時候再站出來對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