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近在多個場合表示對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歡迎，甚至暗示可能與中國展開某種程度上的“平行合作”，這一態度的轉變被認為可能為打破美中關係急劇惡化的惡性循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並有望為烏戰停火增添一絲潛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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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或在烏戰和平問題上“平行合作” 但機遇與挑戰並存
西方對中國扮演角色持開放態度
“我們對此（與中國並行推進和平）表示歡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星期在出席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次活動說，“中國當然有可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這可能非常有益的。”
自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曾在很長時間裡一直對中國的立場持強烈批評態度，布林肯曾暗示中國的和平計划不過是一個“做戲的陷阱”，並曾強調“安理會的任何成員國都不應在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以及聯合國憲章發動戰爭的同時呼籲和平。”
華爾街日報星期天報導說，這一謀求給予中國在談判中作用的意願“代表西方思維的一個轉變，尤其是美國”。
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星期三（5月10日）說，如果有助於結束俄烏戰爭，他將對中國的任何努力表示“歡迎”。他在訪問美國期間指出，西方不應該像“佔著馬槽的狗”阻撓可能的和解方式，並且“我們知道習近平對普京有重要影響力”。
目前尚不清楚美國及盟國將如何與中國在調解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上進行“並行”推進和平，但“美國有很多明智的理由這樣做。”美國哈姆萊大學（Hamlin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大衛·舒爾茨（David Schultz）說，從有助瓦解中俄關係到緩和美中緊張關係等等，中美之間“合作調解”俄烏衝突甚至讓人聯想到上個世紀冷戰時期的美、中、蘇之間的三角關係中的尼克松、基辛格破冰之旅。
自拜登政府上任來，美國一直表示其中國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在“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但直到目前為止，兩國之間甚至缺乏基本的政府間的正常溝通。
“美中關係已經惡化到雙方都感到恐慌的程度，他們都害怕如果不採取行動，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舒爾茨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最近幾天也表示美中需要找到溝通的方式，緩和局勢，而中國參與和平談判可能可以讓兩國找到某種對話方式。”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星期一（5月8日）在會晤美國駐中國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時強調，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穩定中美關係，防止出現意外，這應該是中美之間最基本的共識，也是是兩個大國相處必須要守住的底線。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與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在北京舉行會晤。（2023年5月8日，照片來自伯恩斯大使官方推特）
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安全教授史蒂芬·沃爾夫（Stefan Wolff）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美中在烏克蘭戰爭問題的合作“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更是可取的”。沃爾夫也是《新興事實上獨立國家的動態：後蘇聯時期下的烏克蘭東部地區》(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De-facto States: Eastern Ukraine in the post-Soviet Space)一書的作者。他說，美中關係可能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不能再因烏克蘭戰爭而引發更多的不穩定，而雙方如可能共同努力達成戰爭的外交解決方案，也可能為國際秩序的穩定鋪平道路。
布林肯國務卿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那次座談中還表示，希望可以在2023年底前重新安排訪問中國。
現實的選擇？
主持該座談會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修斯(David Ignatius)在該報網站上撰文指出，烏克蘭戰爭的現實也促使美國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他在這篇題為“美國開始認同中國在解決烏克蘭戰爭中發揮作用的角色”的文章中說，即使是“其國家靠美國軍事援助而賴以生存的澤連斯基也歡迎與習近平建立聯繫，排除中國可能是不現實的”。
自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在國際社會的強大援助之下令俄羅斯屢遭重挫，完全不配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的招牌，但烏克蘭也被認為很難在軍事上徹底擊垮俄軍。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導說，美國對中國斡旋態度的轉變是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即俄烏雙方都沒有能力繼續無限期交戰，”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克西·列茲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上星期告訴華盛頓郵報，世界對烏克蘭春季大反攻的預期“被高估了”，這可能導致“情感上的失望”。
2023年4月26日，一名烏克蘭士兵在烏克蘭頓涅茨克地區巴赫穆特乘坐裝甲運兵車時手拿頭盔。（美聯社照片）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最近撰文說，如果那些從五角大樓洩露的文件可信的話，烏克蘭無法擊垮俄羅斯，無論拜登政府的大多數高級官員在公開場合說什麼，他懷疑他們都對這個殘酷的現實心知肚明。“怎麼辦？”沃爾特問道。
這位美國政治學家在《外交政策》網站上的文章提出的一個大膽的想法是，拜登政府應該邀請中國參與。他在這篇題為“烏克蘭和俄羅斯需要一個大國和平計劃”（Ukraine and Russia Need a Great-Power Peace Plan）的文章中說，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兩敗俱傷的情況下，“實際上，美國願意利用其影響力拯救基輔，而北京則同意利用其影響力拯救莫斯科。” 而且，敵對超級大國攜手促和並不是沒有先例的，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美蘇都曾希望停止中東的某些衝突，並分別向各自支持的國家施加壓力。
中國調節的陷阱和代價
儘管歡迎中國調解烏戰被認為是上策，但國際政治撲朔迷離，這其中並非沒有潛在的陷阱和代價。
華盛頓郵報的伊格納修斯在該報網站上透露，美國官員們仍在就是否進行平行的美中和平努力展開辯論。
早在烏戰開戰不久（2022年3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就指出只有中國能調解這場衝突。在被問及“為什麼你覺得中國會做調解員”時，博雷利稱：“因為別無選擇。我們（歐盟）不能成為調解人，這是顯而易見的。“ 他說，也不可能是美國。但在另一方面，政治觀察人士長期來一直指出，如果中國成為調停者，對西方來說既有弊又有利。
倫敦國王學院學者奇諾·萊奧尼（Zeno Leoni）曾在交戰之初在《亞洲時報》撰文稱，如果中國引領有關各方實現新和平，這將成為北京的重大外交和公關勝利，同時也將成為美國的挫折。
萊奧尼最近對有關西方國家態度發生轉變的報導有所保留。他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郵件中說：“我懷疑西方對如何看待中國、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國調解的看法是否發生了轉變。”
曾經擔任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的約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本星期說，中國對普京有特殊的影響力也許不錯，但是極為可疑的假設是，習近平可能會從普京那裡獲得重大的領土或主權讓步，而且向普京施壓的任何讓步都可能破壞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博斯科星期二發表在國會山報(The Hill)網站上的文章說，“無論如何，習近平作為一個誠實中間人的角色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伯明翰大學的沃爾夫說，“這對雙方都很有風險”。對於美國而言，這可能被看作是接受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另一大主要玩家，如果中國成功地進行調解（或共同調解）並達成一項協議，這將增強習近平關於中國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的信譽，這對美國和整個西方而言是有風險的。
但對於中國而言，這也不是沒有代價或後果的。沃爾夫說：“風險在於，它無法達成對莫斯科、華盛頓和基輔可接受的協議。”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談。（2023年3月20日）
對中國來說，出面調解的另一風險是這可能傷害與俄羅斯的關係。中國的政治解決俄烏衝突的“十二點”立場聲明雖然沒有要求俄羅斯撤出被佔領土，但第一條就是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專欄作家伊格納修斯說，幾位政府官員告訴他，俄羅斯一直對中國的調解努力感到不滿，而這也就是政府官員對中國的和平努力感興趣的原因之一。
中國官方到目前為止尚未對美國的表態作出正式反應，但中國官媒星期二的一篇評論稱美國“暗藏盤算”。中國一名軍事專家在《環球時報》網站上的文章說，美方立場似乎從反對轉向承認中國在推動俄烏和談方面的作用的真正意思是中國不應該支持俄羅斯，並指望中國敦促俄羅斯放棄對烏克蘭春季攻勢的反擊。
在激戰長達一年多之後，目前俄烏仍然都沒有罷兵的跡象，但顯然雙方都無法僅靠自己而支撐這場戰爭。從這一角度上來說，如果美中都傾全力制止戰爭，停火或許並非不可想像。
“中國對俄羅斯的影響力顯然更大，而美國和歐洲對烏克蘭的影響力更大。”倫敦國王學院的萊奧尼說，“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美國/歐洲和中國合作，它們都可以取得成功並實現停火。”
然而，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對烏克蘭來說，停火遠遠不夠。“問題是，烏克蘭的利益何在，”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美國國防部負責技術開發和研究的創新部（DIU）前主任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對美國之音說，“這不僅只是停止戰鬥的問題，而是關乎到什麼是世界上的一個正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