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擴散為美國情報安全帶來新挑戰

人工智能技術擴散為美國情報安全帶來新挑戰

情報分析人士說，中國、俄羅斯等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不斷增強的同時，該技術在擴散中正在被更多組織和個人濫用，這給美國的情報部門帶來新的挑戰，但斯諾登事件後美國科技公司拒絕與政府合作的文化為美國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帶來新的難題。

人工智能技術全球擴散

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政治學教授艾米·齊加特（Amy B. Zegart）說，人工智能技術的擴散給美國情報分析前所未有的挑戰。

齊加特長期關注美國情報事務與國家安全。她說：“美國情報部門現在有一個我不知道它能否肩負得起的責任，也就是去了解在美國以外正在發生的技術發展。”

齊加特6月10日在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討論會上說：“美國情報界擁有可以理解他人武器計劃的世界級物理學家、可以弄清朝鮮和伊朗的導彈項目的世界級工程師。但我們真的有人能夠理解中國人在機器學習或量子計算方面的所作所為嗎？我認為美國情報界還沒有那種技能。”

齊加特說，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技術已經不是政府項目和大公司的專利。她解釋說，即使是小國和非國家行為活動者都可以藉助當前資源開放、科技商業化的環境發展人工智能。

她說，編程算法（coding algorithm）、計算能力（computing power）和訓練資料庫（training library）是發展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三大推動因素，而這三大要素正變得越來越容易獲得。

她說：“編程算法在過去五年中，無論是學術論文還是開源代碼，再到沒有經過計算機科學訓練的高中生都可以使用的可下載應用程序，每個人都可以獲得，進行'深度偽造' （deep fake）等活動……你現在可以從谷歌獲得計算能力，一小時只要13.5美分……你需要的訓練庫——那些圖像、細節、訓練算法的大型資料庫——也是可以廣泛獲得的。在過去的五年裡，在1500多篇主要的人工智能論文裡，85%的論文使用了四個訓練資料庫中的一個。”

齊加特說，人工智能將成為人人可以使用的技術。她說，後果就是讓美國與其他國家和其他行為人在人工智能“情報戰”中拉平了競爭優勢，這對美國並不是好事。

新技術下的新挑戰

齊加特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副局長邁克爾·莫雷爾（Michael J. Morell）最近在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說，儘管美國情報機構已經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初期步伐，但行動不夠迅速。文章說，宣告情報戰新時代的第一次警鐘已經敲響，即美國情報界未能迅速確定並充分掌握俄羅斯利用社交媒體大規模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情況；而以“深度偽造”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將大幅提高反美信息戰中的“造假”能力。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副局長萊傑特（左）、中央情報局前副局長莫雷爾（中）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政治學教授齊加特2019年6月10日在華盛頓外交關係協會出席討論會

斯坦福大學和華盛頓大學都成功使用人工智能和唇形同步技術，製作了讓前總統奧巴馬說他從未說過的句子的“深偽”視頻。《外交》雜誌的文章說，類似的“深度偽造”編碼正在迅速傳播擴散，讓沒有計算機科學背景的人都可以使用它們生成令人信以為真的偽造作品；即使是需要更高端計算能力的深度偽造技術，現在也可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獲得。

文章還指出，人工智能一方面提高了美方情報部門的分析能力，但同時也在一些情況下讓敵人的信息戰幾乎不可能被察覺；人工智能、人臉識別和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可以幫助執法機構抓獲通緝犯，但也使傳統的特工行動變得困難。

在可預見的將來，依賴人工智能做情報判斷和反應仍然存在缺陷。《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指出，收集和處理所有的數據只是整個情報戰的一半，分析認為，當涉及到秘密情報時，可信度往往是最大的難題之一，這在開源世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副局長理查德·萊傑特（Richard H. Ledgett）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人工智能）對美國情報部門來說有幾個挑戰。其中一個是如何去解釋答案，通過機器學習、了解機器是如何得出結論的——如何去驗證你不理解的結論……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搜索問題或研究問題。”

分析指出，除非情報分析員能夠評估哪些信息可信、哪些信息不可信，否則更多的信息並不能提供有意義的幫助。另外，也有分析指出，博客作者、公民記者和其他網絡內容提供者往往更追求速度和聳動性，而不是以準確和嚴謹為標準，因此，依靠此類內容的人工智能出錯的風險很高。

中國優勢：數據、衛星、國家支持

中情局前副局長莫雷爾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掌握了海量數據，因此在人工智能領域有巨大的優勢。

莫雷爾說：“人工智能是可以贏得未來經濟勝利的兩三種技術之一，它還有防務情報方面的應用，所以誰發展得更為迅猛，誰就可以在這幾方面佔有先機。 ”

“中國從自身的國家安全角度出發，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發展咄咄逼人，我認為他們正在做的值得受到讚譽。我們也需要做出中國那樣的投入。中國這樣做有切實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 莫雷爾對美國之音說：“我希望美國政府把錢投入在大學層面的技術研發。”

《外交》雜誌的文章還指出了中國在衛星圖像技術方面的突飛猛進讓中國的情報工作更為難防。文章說，美國和俄羅斯10年前還以成本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大型間諜衛星主宰太空中的情報活動，但中國已經加入了這個行列。

與此同時，因為發射成本不斷下降，商用光學技術增強、衛星體積變小，在過去的五年裡，擁有和運行衛星的國家數量翻了一番，每年發射的衛星數量增加了4倍。儘管這些衛星的水平不能與NASA級別的衛星相提並論，但它們的能力正在日益完善。

美國情報部門污名化

一般認為，美國的情報工作傳統上有極大的優勢。美國與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這四個英語國家建立了廣泛的情報分享網絡，種族多樣的人口為美國的情報蒐集工作帶來天然優勢，開放社會和民主價值觀鼓勵思想自由流動，徵納國際賢才，美國的創新環境對高精尖技術的培養仍然無可比擬。

但情報界分析人士說，2013年斯諾登事件對美國情報界聲譽的損害難以估量——許多科技公司寧願與中國、俄羅斯等國家進行商業和技術合作、也不願意與美國情報部門與軍方合作。

谷歌公司擁有世界頂尖的人工智能技術，但表示不會與美國國防部進行任何可以用於製造武器的人工智能項目。俄羅斯的機器學習項目iPavlov使用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英偉達（Nvidia）公司的硬件，該公司負責業務發展的副總裁最近表示，公司將這些產品銷售給所有人。

此外，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的人才錄用程序冗繁，更使情報部門難與硅谷在招募科技人才方面競爭。

美國民主黨人國會參議員馬丁·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和俄亥俄州共和黨籍參議員羅伯·波特曼（Rob Portman）今年5月提出了一項法案，旨在組織協調發展人工智能的國家戰略，並在五年內提供22億美元的聯邦投資，以建立一支具備人工智能技術能力的人才隊伍，在未來10年內提高政府機構、學術界和私營部門人工智能應用的交付使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