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賺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主打“口號”是改革。然而，從當局最近一段時間發出的密集信號來評判，此次三中全會的所謂“改革”，可稱之為“戴著鐐銬的改革”。
三中全會和改革劃等號，始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並把工作重點從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兩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乃至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錯的改革方案。由這個簡單的回顧可看出，不是歷屆三中全會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後來，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會，倘按以前慣例正常舉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確立會期。外界不清楚當局拖延舉行的背後玄機，但也因此吊足了人們的胃口，對三中全會做出各種猜想。當局則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唱起改革的調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這使一些敏感的觀察家覺得，當局如若舉行三中全會，大概會舉改革旗號。
中國走到歷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斷，還不只是當局的文宣，而是中國目前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當局必須再次借重改革“名號”，挽救民心，提振士氣，走出困境。前面說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目標本來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因為中國的器物文明看起來相當現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後，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處於前現代階段，充其量在現代化的早期。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准了脈，開出的藥方也對症，輿論一度認為，按照這個決定“下藥”，中國的制度現代化，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望在規定的時段大體實現。
然而，事與願違，雖然當局高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實質內容。10年下來，中國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沒有向現代化邁進半步，反而在加速後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黨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時代，中共的黨專政全面惡化，獨裁復辟，江胡時代處於某種萌芽形態的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被完全掐滅，領袖取代黨號令天下，黨專政和寡頭共治走向個人專權。在一人統治下，中國確實如當局所宣稱的，在“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可卻和改革沒有半毛錢關係，或者乾脆是打著改革旗號的反改革，其後果也就有目共睹：經濟蕭條，社會迷茫，信心崩潰，官員躺平，無論對個人前途還是國家未來，多數人都喪失了前行動力。
現在的情形是，有錢人忙著移民，轉移資金，底層民眾和中產階級也想方設法，哪怕用走線方式也要潤出這個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信心即便在國門重開，生活重回常態後，依然沒有好轉。原因在於，整個國家的結構體系經過當局10年的強力改造，不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官場、輿論生態，和10年前比，大相徑庭，在這種大趨勢面前，人們直觀體認到，在可見未來，不會有改善。儘管多數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現狀，可對當權者來講，社會了無生氣，民眾失去憧憬，也不是其樂見的，因為這對其統治不是好事，即便人們不起來反抗，也表明政權的道德感召力不夠。而當局如今又特別在乎這點。
當局欲借“改革”給社會打強心針
事情並不止於此。中國社會死氣沈沈的表象下，從黨內到黨外，從精英到草根，從官員到農民，不滿的情緒正在孕育和增強，局部抗爭始終存在，這10年從未被撲滅，儘管遭遇壓制。這對當局的統治，對它給民眾畫的大餅，以及和美國西方的對抗，非常不利。當局或許意識到，再這樣下去，統治前景堪憂。所以，在強力管控的同時，要給市場注入一點信心，給民眾一點希望，讓經濟恢復一些活力，在當局看來，藉助三中全會，重啟改革信號，用改革這塊招牌，可以給社會打一劑強心針。
另從民眾和市場的角度看，三中全會一再推遲，也帶來一種幻覺，以為黨內存在改革和保守兩種力量的較量，被壓制的改革派利用當下的經濟困境和人心思變，敦促當局順應民意和歷史大勢，發動改革，解救目前困局。過去幾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員和體制內學者出來呼籲，必須進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時有兩派鬥爭的消息流出。特別是資深改革派學者周其仁5月被選中參加由習在山東主持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似乎坐實了三中全會會改革的看法，一些評論把這次座談會解讀成當局為三中全會進行改革吹風。
進入7月，中共當局開足馬力宣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會比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並特別點名是由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言下之意，在中共歷史上，二十屆三中全會會是又一次劃時代的改革盛會，當局將對改革進行又一個通盤、全面的規劃。6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已經公告了這點。從官媒和學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這次全會在某些具體領域，會有政策的突破，比如關於財政體制改革，針對中央地方關係進行調整；在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許農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場自由流轉等。
然而，這次改革儘管號稱進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鬆動，黨的控制力度有所減弱，社會整體的嚴厲氛圍有所緩和，基本緣木求魚。何以如此評判？政治局會議說得非常明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總結和運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貫徹六個原則，其中第一條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這並不是當局第一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之前習講過多次， “改革開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那麼，什麼是改革的正確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用習在企業專家座談會的話說，“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
資料照：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人大會堂出席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2024年3月4日）
無論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絕不能動
換言之，當局為這次三中全會改革定的基調和劃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根本性問題，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場、步驟等重大原則問題，是絕不允許跨雷池一步，犯顛覆性錯誤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說白了，無論改什麼、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是絕不能變的。在這個前提下，為解決目前遇到的經濟困難，可以有限度地針對具體問題放鬆某些控制，收縮一點政府權力，但這樣一來，當局強調的改革要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也就成空話。
因此，這次改革實際是戴著鐐銬的“改革”，即便它在經濟政策上有某些具體突破，由於政治的緊箍咒依舊，不會帶來社會信心的根本扭轉，中國依然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