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視界：從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習近平權威的衰減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聿文視界：從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習近平權威的衰減

在獨裁體制下，特別像中國這種獨裁體制，要對領導人的權威進行準確的、定量的度量，幾無可能。即使在威權國家，也有直接針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然而在中國，最多能夠做到的是對政府滿意度的調查，雖然政府滿意度也間接反映了對領導人的信任程度，可兩者畢竟不能直接劃等號。再考慮在中國涉及政治的民意調查的可信度，即被調查對象未必會說真話，很難從中去評估領導人的權威程度。然而，這並非表明對習近平權威的衡量就束手無策，我們可以從中共重要會議的語言表述分析評估習近平權威消長的趨勢，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黨國體制對領導人有不同於一般獨裁體制的獨有的語言表述方式，在習近平時代，最明顯的是諸如核心、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等語詞，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達。這些詞彙和表達方式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一般都會出現。

相對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和黨代會以及其他的政治類重要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顯示習近平的權威性這一點上，有著優勢：首先，它是對當年經濟工作的總結和次年經濟工作的部署，經濟工作會議雖然也有著很強的政治性，但是在會議的性質上畢竟不像前三者一樣屬於政治會議。因此，在測試和反映領導人權威的政治靈敏度上，反而比政治會議要強。原因在於，因為是政治會議，即使是習近平的權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當局會讓它不明顯體現出來，換言之，無論習近平真實的政治權威程度如何，在政治類會議上，體現權威的一些固有語言和表述一般都會有，外界很難看出其中的些微差異，但是對經濟工作會議，如果習近平的權威在這一時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會有反映。大概在當局看來，沒有寫上習近平專用的詞彙，人們一般都不會注意。

其次，經濟工作會議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舉行，能更好反映和檢驗習近平一年來特別是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政治局會議一般一個月開一次，雖然習在某個月權威有所下降也許會在會議的表述中體現，但第二個月或第三個月其權威又會恢復，所以它的波動性有點大。黨代會五年一次時間又太長，如果在會議的公報中出現了明顯不同於上次黨代會的表述，當然是重大的情況變化，能夠直接反映習的權威的變動，但這只能等到5年後。中央全會雖然也是一年一次，其會議的政治性僅次於黨代會，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靈敏度比起經濟工作會議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習的政治領導力。另外，中央全會在當年10月舉行的時候更多，不像經濟工作會議12月舉行反映全年情況。

再者，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連續性。某次經濟工作會議無法驗證習的權威的消長，必須把時間拉長，再對照當年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會情緒，就可以從會議的文字表述中看出習的權威消長的細微變化。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幾天舉行，在幾千字的新聞報導中，提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兩次，分別是第三段和倒數第三段；在第六段還提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此外，再無其他只屬於習專有的政治詞彙。

將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和過去10年尤其過去五年的經濟工作會議拿來逐一對比，會發現習的政治權威是有衰減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會議尤其前述的幾個政治類會議一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形成了一種程式化的報導方式，這就是毛曾經嚴厲評判的黨八股，只不過，在江胡時代，包括習的第一任期，這種黨八股文風還不是十分嚴重。習上台的前四年，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導雖然有“會議要求、會議強調、會議號召”之類表述，有著當時的政治術語，但是習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現。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會議報導的倒數第三段，有“會議要求，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數第三段，將“會議要求”改成“會議號召”，沒有出現“以習為總書記”這個表述。2016年的倒數第三段不是“會議號召”，而改成“會議強調”，依然沒有習的名字。

但從2017年開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導有兩個明顯改變，一是談到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統一用“會議強調（2017年用的還是會議指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二是倒數第三段，統一用“會議號召，全黨全國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另外，體現習的政治權威的“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等政治標語也開始出現在報導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四個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之類話。原因就在於，習近平在2016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首次自我加冕成為中共“核心”，2017年習在中共十九大連任並且提出了“習近平思想”，進一步確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黨內政治權威的表述變化。

綜觀十九大以來的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導，在顯示習的政治權威的表述上，共同點是以習思想為指導，團結在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同點是，2019、2021、2022這三年都有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會議強調”那段，2021、2022年放在“會議號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則沒有出現這四個政治詞彙。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就需聯繫這三年的具體情況來分析。

2018年，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由於中國還沒摸准特朗普的談判風格和施政特點，在和美國的對抗中不能揚長避短，而是被動的一味對抗，造成社會的悲觀情緒以及經濟發展的困難。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年，習近平採取封城的應對方式，更是挑戰了社會的忍耐極限。因此在這兩年，習的領導能力大受損害，在黨內和社會的權威都受到嚴重影響和衝擊，經濟工作會議於是沒有提“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如果說，十九屆的5年，黨內最高層還有李克強和汪洋這兩個團派在，他們雖受習的壓制，但是當經濟和社會形勢不好時，他們在黨內的話語權也會相應提高，對習的權威有進行軟抵制；20大後，不但黨內最高層全部是支持習的力量，政治局這個中共的政治中樞也幾乎全是習的人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習的權威在黨內和社會受損，按理他們也會全力去維護，然而，今年經濟工作會議沒有把“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寫進去，說明習三年新冠處理的失敗以及在放棄清零後經濟沒有像樣反彈，即使他的親信也看不過去，在他們那兒，習的權威也受到折損，即便他們還對習唯唯諾諾，但在私下裡，不會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聖存在。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習在黨內高層的政治權威雖然已經衰減，但程度還是沒法具體量化，是否嚴重不好評估。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習再走錯一步，比如明年的經濟形勢繼續糟糕，或者在外交、兩岸、社會領域出現某種不可測的事件或危機，他的權威會進一步衰落，黨內乃至他的親信隊伍內部會不會醞釀某種躁動，值得我們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