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三位學者，以表彰他們“對不同製度下國家間繁榮差異的研究”。在他們三人看來，全球最富裕國家比最貧窮國家的富裕程度相差那麼大，後者長期趕不上前者，這種持續存在的差距就是社會制度的差異。
換言之，制度在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們把製度分為包容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經濟制度以及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經濟制度四類，認為包容型政經制度是實現長期經濟成長的關鍵，攫取型政經制度雖然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成長，但不能夠持續。
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聚焦制度的重要性
三學者之一的阿西莫格魯在有關中國經濟成長的起源和未來一文中，對四種制度的含義和特徵進行了解釋。根據其論述，攫取型經濟制度的特徵包括不安全的產權保護，產業進入壁壘，不公平競爭，阻礙市場運作的管制。這些特質往往有利於某些內部人或社會中某些有權勢的政治群體。與此相反，包容型經濟制度包括安全的產權保障，零壁壘的行業進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政府支持市場，維護合同，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得具有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公民都能公平參與經濟活動。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集中在社會中一小部分人手裡，缺乏權力的約束、監督和平衡，缺乏法治，這種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經濟制度，它的極限是極權。與此相對，包容型政治體制則是“多元主義”的，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佈，無論誰當權，政治權力都要受到不同團體、不同形式的約束和監督，包括選舉、公民社會組織、媒體等等。
用制度差異來解釋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並非始自阿西莫格魯等人。 1991、1993年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和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分別因在經濟制度研究上的貢獻獲得諾獎，前者提出了非常有創見的產權成本理論，後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解釋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興起，並提出了製度的路徑依賴理論。此二人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者，他們的學說在中國曾產生廣泛影響，許多自由派經濟學者，包括今年兩次被當局點名參加習近平和李強經濟座談會的周其仁，都是科、諾二人的擁躉。阿西莫格魯等人的製度差異理論也屬於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時隔20年，諾獎再次授予研究制度的學者，說明在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力量的重組時刻，經濟學研究再次聚焦制度在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性。
既然制度差異會導致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那些擁有包容性制度的國家通常會發展得更好，而那些被攫取性制度主導的國家常常陷入停滯或衰退，那麼，人們自然要追問，阿氏等人的觀點能否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從前述他對攫取型政經制度的論述看，好像專為中國量身定做的，但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實現了高速增長，如今看似動力已衰減，可它是否還有可能延續一段較長時期的增長，許多人希望從阿氏等三位學者的理論中得到答案，看看他們如何解釋中國經濟過去的增長成就並預測未來發展。
攫取型經濟制度下的中國經濟成長
和科斯、諾斯這兩位前輩同中國經濟學家多有互動，並在以前有時就中國經濟發言不同，阿西莫格魯三人涉及中國經濟的論述不多，不過，上面引述的阿氏談中國經濟一文，對中國經濟做了相對悲觀的評論。他認為，中國對創新不夠開放，雖然中國有許多科技創新，但中國的製度並不夠開放，不足以將創新轉化為生產力，使得組織和社會產生革命性的變革；中國的經濟成長仍然是一種攫取型經濟體系下的成長，它只是利用了資源的重新配置，而沒有去改變更大範圍內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來推動經濟成長。
阿氏對中國經濟有這樣的論述，和他理論中一個獨特觀點有關。在他看來，攫取型製度雖然使得經濟成長不能持續，但並不見得和經濟成長互不相容，在一定階段，也能促進經濟成長，只是這種經濟成長不能威脅到社會中那些政治上有權勢的群體的政經利益；同時，增長運用的是已有的創新，從而不會產生“創造性破壞”，不能維持經濟長期持續的增長。 但攫取型製度能夠透過資源的重新配置，把資源從一個部門配置到另一部門，投資拉動經濟成長，不過，它對成長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資源的重新配置只可能在之前眾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釋放出來的初期產生高速成長，隨著更多的資源重新配置，投資拉動型成長的收益也將迅速降低，而一旦完成了追趕，必須轉變成創新驅動的成長方式。
阿氏認為，中國在追趕型成長階段做得非常成功，因為追趕型成長依賴的是技術轉移、外包生產。但這種技術的採納和改進，到工資開始增長之後就行不通了，而中國的工資水準已經開始上升。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現有成長方式的潛力將枯竭，只有透過技術創新才能實現持續性的成長，而創新需要廣泛的社會和政治體系的變革。故除非中國能從更深層改變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實現社會和政治的轉型，否則，經濟成長不可持續，追趕型成長很快就會失去動力。
雖然阿西莫格魯謙虛地表示自己從任何方面都談不上中國專家，但他對中國經濟成長的看法可謂一針見血，這就是理論的力量。中國經濟成長的劇本當然比阿氏簡要的解釋複雜得多。由於中國是個超大型國家，有著巨大的人力成本優勢，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階級專政的政治體製完全符合阿氏所說的攫取型製度的所有特徵，是攫取型製度的極端形式，它壓榨了中國人30年之久，因此，一旦有所放鬆，人民就會迸發出巨大的針對完全計劃體制的破壞性創新力量，經濟增長就有一個巨大的空間；恰好中國經濟的開放又遇到經濟全球化，並深度嵌入全球化，致使中國經濟開啟了一個長達30年的高成長時期。在這個階段，尤其早中期，中國經濟取得了價格自由化、企業民營化、權力分權、開放國際化、個人自由的擴展等成就。
儘管如此，中國經濟成長本質上仍屬於阿西莫格魯等人提出的攫取型製度下的成長，只不過它沒有毛時代榨取的那麼嚴重，但仍表現出一種攫取型製度下的成長特徵。 30年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以黨政官僚為主的權貴階層，以及依附於權貴階層並和它深度結合的資本階層，所以，雖然絕對貧困被消除了，但相對貧困反在拉大。
沒有政治自由，中國經濟未來堪憂
習近平上台後的10年，中國經濟改革和成長的這種攫取性特徵，表現得要比過去30年嚴峻得多，曾經取得的改革成就被削弱乃至倒退，突出的如企業家的產權常受到政府的侵蝕和剝奪，經濟的民營化被一定程度逆轉，國企和民企不能公平競爭，市場准入的壁壘增強，一些行業受到嚴格管制，政治上權力壟斷在一人之手，“法治”倒退，社會多數人不能進入公平競爭的市場，市場和政治自由被進一步受限。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現狀。雖然由於經濟的持續衰退當局也試圖做一些調整，然而，這些後改革時期中國經濟的攫取型製度特徵，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問題還如阿西莫格魯所言，攫取型製度常常顯示出相當高的穩定性，一旦主導了社會，並不會轉瞬即逝，自動消失。這其實就是諾斯經濟學理論中的路徑依賴，也就是製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往後的發展過程中自我強化。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順著錯誤的路徑往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而導致停滯。而經濟進入鎖定狀態，要擺脫就十分困難。
攫取型製度從毛時代以來就是如此，只不過攫取的程度一段時期強，一段時期弱，如今它被再次強化，實際可看作中國經濟的增長鎖定在了攫取型製度下的增長路徑中。從歷史經驗來看，成長路徑一旦鎖定在某一狀態，持續時間少說也要十幾年。所以，中國經濟要重新激發動力，打破目前的路徑依賴，必須在經濟改革之後，啟動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改革，賦予每個公民更多的經濟和政治自由，讓人們能夠平等地參與市場。此乃阿西莫格魯這位新晉諾獎得主在談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時，對中國發出的委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