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正在考慮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和對中國公民的簽證限制。這項潛在的重大政策轉變是由印度工業界(尤其是製造業)大力推動的，他們在近幾年由於跟中國的聯繫突然中斷而遭受巨大損失後迫切希望恢復與中國的投資和技術往來。
中印軍2020年在拉達克加勒萬河谷地區爆發衝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中國士兵喪生，標誌著兩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軍事對抗，導致兩國關係嚴重惡化，新德里當局隨後針對中國投資和貿易採取了強力措施：限制了中國公民的簽證，並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高額關稅。這項政策對印度的高科技計畫產生了重大影響，因為這些計畫嚴重依賴中國的技術和技術人員。
印度最大的企業遊說團體印度工業聯合會(CII)一直呼籲重新考慮2020年所做的限制中國投資的決定。 CII主張對投資、零件進口和薄弱領域的技術轉移採取非限制性方式。該組織也呼籲放寬熟練勞動力的流入，並降低對中國的非貿易關稅。電子業聲稱對中國的限制在過去四年中造成了150億美元的生產損失。
CII的呼籲最近得到了印度政府官員的回應，印度首席經濟顧問V·安南塔·納格斯瓦蘭在政府的年度經濟調查中表示，新德里應該關注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以促進出口並幫助控制印度與北京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印度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支持納格斯瓦蘭關於允許更多中國投資的建議。印度財政部7月22日提交給議會的《2024年經濟調查》報告指出：“為了促進印度製造業發展並融入全球供應鏈，印度必須與中國的供應鏈對接。無論這種對接是透過進口來實現，還是透過結合進口和中國投資來實現，這是印度必須要做的決定。”
貿易數據凸顯了中印關係的複雜性。在2024財年，中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的貿易總額達1,180億美元。然而，這種貿易嚴重不平衡，因為印度對中國的出口總額僅166.7億美元，導致新德里的對華貿易逆差超過1,000億美元。對中國商品的依賴最明顯的領域是太陽能、無人機和電池，中國的技術和技術人員在印度的這些領域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放鬆限制的想法充滿熱情。全球貿易研究倡議的創始人阿賈伊·斯里瓦斯塔瓦(Ajay Srivastav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中國投資可能湧入印度表示擔憂。斯里瓦斯塔瓦強調：“允許中國公司在'印度製造'，可能會壓垮國內產業，可能導致許多印度企業倒閉。”他警告說，這可能會使印度從一個製造業中心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貿易國，在關鍵供給和經濟成長方面都嚴重依賴中國公司。
同樣，新德里社會發展委員會的傑出教授比斯瓦吉特·達爾博士(Dr.Biswajit Dhar)出口，但從未取得預期的效果。達爾博士說：“在過去幾十年裡，每個政府對外國投資者的願景/期望都是雙重的：首先，這些公司將有助於增加出口；其次，它們將轉移技術，使印度公司具有全球競爭力。但這些都沒有發生。 ”他補充說，增加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擬議策略與旨在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的「中國+1」戰略相矛盾。
印度出口組織聯合會總幹事阿賈伊·薩海博士(Dr.Ajai Sahai)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提出了更為微妙的觀點。他承認中國投資可能帶來的好處，例如技術轉移和知識共享，但他也強調需要採取平衡的做法。薩海博士說：“最大限度地發揮增加中國貿易商直接投資的好處，並降低風險的關鍵，在於精心製定的政策框架。”他強調實施嚴格的品質標準和認證程序以確保印度製造商能參與公平競爭的重要性。
外交和地緣政治專家夏斯特里·拉馬錢德蘭(Shastri Ramachandran)強調了局勢的複雜性。 “儘管地緣政治緊張，但印度和中國企業之間有不可否認的合作潛力，”拉馬錢德蘭說。他認為，兩國政治領袖的有力指導對於掌握這一微妙的平衡至關重要。
中國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十分重大，尤其是考慮到印度與美國和其他合作夥伴共同參與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和供應鏈彈性倡議(SCRI)等計劃。這些計畫旨在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鼓勵中國商人直接投資可能會與這些策略性努力背道而馳。
印度工業界，尤其是電子業，一直直言不諱地批評當前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印度許多高科技製造單位使用中國製造的機器，但缺乏有效操作這些機器所需的熟練技工。該產業認為，放寬簽證限制可能有助於解決這項技術人員短缺問題。印度生產掛鉤激勵(PLI)計畫所涵蓋的產業對中國技術人員的需求很高，包括太陽能、無人機和電池。
印度工業聯合會敦促政府針對投資和技術轉移採取非限制性的手段。這是由於當前的限制措施導致該行業生產損失了數十億美元。印度工業聯合會的立場反映了印度企業界對繼續限制中國投資可能帶來的經濟後果的普遍擔憂。
地緣政治的局勢使得有關中國在印度投資的爭論變得複雜。唐納德·川普可能重返美國總統寶座，並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這可能會帶來更多挑戰。川普已表示願意升級貿易戰，並將矛頭指向中國汽車業，可能會對印度的經濟戰略產生連鎖反應。
為了解決這些複雜的問題，專家建議印度必須在經濟成長與國家安全方面謹慎制定平衡的政策。達爾博士強調，印度需要提升自己在高科技領域的研發能力。他說：“政府必須大幅增加對研發的支出，特別是在國家注資的機構。”他指出，印度私人領域對投資研發的興趣有限，研發對於發展本土技術至關重要。
印度對中國進口產品，尤其是中低階技術產品的依賴，凸顯了採取策略措施來減少這種依賴的必要性。 《2024年經濟調查》報告建議印度可以向巴西和土耳其等國家學習，這些國家對中國電動車(EV)施加了限制，同時鼓勵中國在其境內投資電動車製造工廠。印度也可以利用這種手段來實現“平衡”，也就是有選擇地整合中國投資，同時保護國內產業。
專家表示，印度的經濟政策要應對複雜的情勢，經濟利益與地緣政治的考量必須相互衡量。印度政府現在考慮放寬對中國投資和簽證限制，反映出其對經濟現實和中國投資潛在利益的細緻理解。然而，這項決定充滿挑戰，有加劇印度對華貿易逆差的風險以及過度依賴中國企業的可能性。
印度政府對待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也必須考慮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影響，特別是印度與美國和其他戰略夥伴的關係。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和供應鏈彈性倡議是印度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策略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鼓勵中國投資需要微妙的平衡，確保印度的經濟利益與其戰略目標一致。
印度政府考慮放寬對中國投資和簽證限制是一個複雜而多方面的問題，需要仔細考慮。雖然增加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有包括增強技術能力和增加出口的潛在好處，但也有包括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和可能過度依賴中國企業的風險。正如阿賈伊·斯里瓦斯塔瓦、比斯瓦吉特·達爾博士和阿賈伊·薩海博士等專家指出的那樣，精心製定政策框架對於應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
在專家看來，印度必須權衡短期經濟利益與長期戰略利益。政府在此方面的決定將對印度的經濟軌跡及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產生重大影響。
有關中國在印度投資的爭論凸顯了經濟全球化在政治分裂的世界中面臨的更廣泛挑戰，國家利益和全球相互依存關係的衝突日益緊張。
透過採取一種平衡的方法，即在保護國內產業的同時整合中國投資，印度有可能利用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提高其製造能力並減少貿易逆差。然而，這種方法需要強大的政治意願和戰略遠見，以應對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的複雜性。這場討論的結果將決定印度的經濟和戰略未來，決定其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以及維持主權和獨立經濟政策的能力。
7月30日星期二，印度貿易部長皮尤什‧戈亞爾表示，印度沒有重新考慮允許中國投資的問題。
“目前沒有重新考慮支持中國在印度投資的問題，”戈亞爾在新德里對記者說。
戈亞爾也表示，經濟調查的建議對政府沒有約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