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口號被中國問題的觀察人士視為中共為了籠絡和凝聚民心、民意而畫的一個“大餅”。江蘇省張家港一個小村子實現共同富裕的事例雖然受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讚許，但是觀察人士認為，這種集體經濟或人民公社形態的發展模式，因為在其發展過程中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並不適應中國其他鄉村效仿，此前在全中國赫赫有名的幾個“共同富裕”的典型也都已經在紅極一時後紛紛倒下，充分說明了家族或世襲式的模式，而非民主、法治的管理模式，終究不可長久。
在今年3月初召開的中共人大政協“兩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參加他所屬的江蘇人大代表團會議時，對張家港市永聯村實現村民共同富裕的發展之路大加讚賞。他說：“走共同富裕的鄉村振興道路，你們是先行者，要把這個路子蹚出來。要繼續推進共同富裕，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永聯村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東部，上世紀70年代曾是張家港市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經濟最落後的一個村，1978年的人均年收入68元。
中國官媒央視的報導說，永聯村貧窮落後現狀的改變靠的是“第一任書記吳棟材帶領幹部群眾苦幹實幹，通過發展漁業、開辦小型加工廠等，賺下村裡的‘第一桶金’。”報導說，此後永聯村又辦軋鋼廠、煉鋼廠，後來又成立永鋼集團。在集團股份制改革時，吳棟材決定實行“村企合一”的政策，留25%的股份由全體村民所有，走出了具有永聯特色的村企聯合的發展道路。2005年，吳棟材的兒子吳惠芳接班成為新帶頭人，率領永聯村制定了現代化新農村的建設藍圖，因此各項事業快速發展。到2023年全村各項收入1616億元，村集體經營性收入3.35億元，村民人均純收入7.3萬元。除此之外，村民還享受生活補助費、養老金、助學金、農轉城補助、尊老金等10多項福利保障。
永聯村的路走得通嗎？
美國馬里蘭州的“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的經濟學者李恆清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在中西部的重慶視察，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防止農村人口大面積返貧，規模性返貧。因為習近平深知，靠所謂“殺富濟貧”的方式來全面脫貧，全民奔小康，這條路讓他走的不踏實，想找出一條所謂真正的共同富裕的路，而永聯村的致富之路為中國的8億農民共同富裕指明了一條道。
他指出，如果真能夠組織起來，走集體化的道路，解決徹底脫貧的問題，實現共同富裕，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肯定是好事。但關鍵是這個路能不能走得通。
他說，永聯村老書記吳棟材將權力傳給有部隊歷練和黨政經驗的兒子吳惠芳，儘管他可以“舉賢不避親”，但是這種世襲、家族式的權力轉移，在沒有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制度化的權力過渡機制下，很容易導致個人權力不受約束，演變成一個土皇上，最終勢必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他說：“但實際上，就是權力不受約束，變成家族的權力以後，他就完全異化了。所以像張家港這個村鎮，能夠走多遠，這點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中國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以後，曾經出現過幾個紅極一時、但現在已經沒落的農村“共同富裕”的典型。
曾經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江蘇省無錫市的華西村就是一個典型的從盛到衰的教材。華西村書記吳仁寶在得到政府的高度支持、大量的貸款和投資後，最後建起來所謂的“天下第一村”，村裡的老百姓得到了實惠，住進了小樓，實現了共同富裕。但是，吳仁寶在退休時將村書記的職位交給了他的兒子，使華西村慢慢地變成吳家的一個“土圍子”，吳家的獨立王國。2013年，在強人吳仁寶去世後，華西村開始逐漸走下坡路，2023年據稱負債400多億，最後落得個“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曾經被譽為河南第一個產值超“十億元” 漯河市南街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與華西村一樣因搞集體經濟出名。在通過村辦企業發家致富後，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在村里實行了“全包式”福利，人人享受免費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就業，甚至免費水、電、氣、麵粉等的供應。村民們在《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中進出工廠，一派現代社會的烏托邦景象。然而這種不可持續的“大鍋飯”式的分配制度，以及後來投資失誤，經營不善，導致這個曾經的十億村從巔峰跌落。
天津靜海縣大邱莊書記禹作敏在中國改革初期頭10多年間曾大刀闊斧地搞改革，尤其是得到了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的大力支持，締造了大邱莊這個被稱為“天下第一莊”的神話，讓村裡的老百姓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福利。但是，1993年8月禹作敏因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5項罪名被判處20年徒刑，於1999年在獄中服用大量安眠藥死亡，一個烏托邦式的集體經濟神話破滅。
“共同富裕”僅僅是“烏托邦”嗎？
中國經濟事務專家、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副教授謝田說，習近平提倡的所謂“共同富裕”這個名詞，其本身實際上是反人類的、反人性的。他說，共同富裕實際上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口號，就是大家都共同富裕，共同進入共產主義，共同進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那種烏托邦的形式。
“共同富裕從這個角度上面，就是習近平他的腦子裡好像就是刻滿了以前那種計劃經濟的印象。他對土地私有權是堅決排斥的，他要維護公有，也不能真正讓人們富裕，因此只能找一個什麼試點，一個標桿來展示一下，讓他們共同富裕。這個共同富裕，從本質上講，根本就是違反人類本性的。”
謝田教授說，儘管習近平讚揚永聯村的致富之路，希望永聯村為其他人致富趟出一條路來，但是他認為，永聯村這種類似人民公社的共同富裕模式是不能複製的。
他說，中共毛時代曾號召“農業學大寨”，把大寨經驗向全國農村推廣，但中國的農民、農村並沒有富裕起來。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湧現出的華西村、南街村、大邱莊，一個個看起來都挺好，村辦企業，村辦農業，村民享受很多好處和福利，但是最後，這種靠政府貸款和特權扶植起來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上是無法跟那些真正的民營、私營企業家競爭。他說，在支持他們的一些中央領導或者某一個勢力失勢以後，或者後面的貸款跟不上，這些債務問題就出現了。
他說：“第一，沒有真正的在私營企業市場競爭的能力；再一個，用強力的手段，家長式的統治來維持，也不是企業真正能夠長期運作的方式，所以最後都是全部破產。現在習近平又在提倡永聯村的經驗。中共總是想著靠一個典型，但這個典型本身就是一個政府干預的產物，也經不起市場的考驗。等著那個熱勁兒一過，自然就會破滅。”
中國改革開放近50年來，經濟發展上了個大台階。1980年代的人口紅利讓中國從一個工業基礎薄弱，農村人口眾多的國家，發展成一個製造業的大國。儘管如此，中國仍然是個農業大國，百分之六十以上是農村人口。2020年5月，時任中國總理李克強說，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中國的農村人口，除了東部沿海城市周邊的鄉鎮借改革開放先富起來以外，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仍比較貧困，儘管習近平在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前對外宣告，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在中國農村貧困人口被宣佈脫貧，目前面臨返貧的檔口，如何讓這些貧困人口富足起來，實現中共所說的“共同富裕”，關係到習近平長期執政的合法性。
不過，謝田教授說，共同富裕就是一個共產主義謊言。因為每個人的命運是不同的，你講共同富裕，大家都一樣的富裕，這是不可能出現的。如果把它作為一個追求的目標，首先這個目標就錯了。
“共同富裕本來就不是出路。集體經濟也做不到共同富裕。這些村支書、村長、鄉長不會給你一樣富裕的，這個是不同的。但是，正常國家的不同是個人努力的不同，或者我們說命運的不同。中共的那個不同，它是權力尋租的不同，膽子大一點的，敢貪腐的，可能就富起來了。”
農村富裕之路在哪裡？
謝田教授說，解決中國農村人口貧困問題，靠一村一戶小農作坊是不行的，中國一定要走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其前提條件是允許農民自有的土地出讓或兼併，讓農民在拿到土地出讓費後，到城鎮去生活。這樣也加速了中國的城鎮化。
經濟觀察人士李恆清說，全世界真正能夠解決農民、農業、農村人口這個問題，尤其是像中國這麼龐大的農民群體，只有一條路，就是農民要離開土地，農村人口逐漸城鎮化。因為農民靠那“一畝三分地”，真正養家糊口都是問題，更不用說共同富裕了。
他說，永聯村實現共同富裕，是靠工業、商業、企業最後發展起來，賺了錢，最後再反哺農業，這實際上就是走的一個城鎮化的路。
不過，李恆清指出，一旦當年帶領村民實現富裕的人蛻變成當地的土皇帝，從原來推動發展，到後來為了維護權力而限制發展。因此，他相信永聯村最後也逃不出這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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