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在1970年代末實行所謂的對外開放，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對外開放，中國學生可以到國外求學，外國教師則可以到中國大學講課或長期任教。然而，隨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近10年前上台以來推行在許多觀察家看來是十分明顯的集權專制，來自自由民主國家的教師在中國大學長期任教或作研究是否有違倫理道德便變成了成揮之不去的問題。在她不久前發表的報告中，德國德累斯頓齊陶國際學院教授艾麗西亞·亨尼格（Alicia Hennig）直言不諱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並向她的德國同行發出了倫理道德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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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亨尼格博士(3)：談德國的歷史與中國的現實
亨尼格的專業領域是商業倫理道德研究。 2021年12月，最近在中國大學有 5 年教學和研究經歷的亨尼格在德國學術雜誌《研究與教學 ( Forschung & Lehre）上發表了她與另一位仍在中國任教的同行合寫的在中國的體驗報告，標題是“在中國的教學和研究”，副標題是“人們對德國科學家在中國大學的工作條件知之甚少”。
在亨尼格和她同事合寫的報告提出德國或其他來自自由民主國家的大學教師和研究者在中國長期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倫理道德問題之際，中國大規模侵犯人權乃至種族滅絕的消息不斷傳出。面對中共當局宣揚獨裁專制有理並將其對內獨裁專制的做法（其中包括以言治罪的做法）推廣到世界的情況，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公眾也在反思自由民主國家繼續跟中國進行貿易和經濟合作，繼續幫助中國經濟發展是否是自掘墳墓，或至少是養虎遺患，後患無窮？
有消息說，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僅僅因為他們是維吾爾人就被大規模拘捕關押，被強制節育絕育、被剝奪子女監護權，在許多維吾爾族大學教師也僅僅因為他們是維吾爾人就被投入集中營然後失踪。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內地的大學教師也同樣生活在恐懼之中，被剝奪基本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面對這一局面，亨尼格向從事大學教學和研究的德國同行發出道德倫理的考問：反思德國1930年代納粹政權上台碾壓人權、碾壓學術自由的可怕歷史，我們如何能繼續在中國的大學長期任教和研究並相信我們不是在使非法政權合法化？
亨尼格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講述了她對這種基本倫理道德問題的看法，也回答了涉及中國大學教師和學生的日常教學的具體問題，如在如此惡劣的教學環境中教師如何還能繼續憑良心認真教課？學生還能從什麼渠道獲得傳授真知的授課？
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三部分。亨尼格所表達的是她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中國大學教師能否繼續傳授真知
金哲問：你在報告中寫道，在中國的大學裡，教授和學生都被嚴密監控，由於有了先進的技術手段和運作良好的告密體制，教授學生在私下裡說的話也會受到審查並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我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一個像你這樣的教授如今在中國授課如何能不稀釋、歪曲或偏離你想教授的東西？比如說，毒奶粉當年在中國使三千萬嬰兒（這個數字來自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受害，但你作為一個商業倫理學教授，你如何能講授毒奶粉的生產者和廣告商的倫理問題這種禁忌話題？
艾麗西亞·亨尼格（亨尼格提供）
亨尼格答：你說得對。我一旦意識到了我沒法在中國按照我想的那樣教授商業倫理課，我就在2018年去了南京那所大學。那時候監控攝像頭已經安裝到教室裡，我也不能再教課了。因為南京那所大學給了我一個只是做研究的職位，我就去了。
我知道在當時的政治狀況下我幾乎在中國所有的大學都不能教商業倫理課了。因此，我就在那段時間完全迴避教課，只是在其他的大學做過講座。我可以在那些講座裡講一些更富有知識性的和批判性思維的東西。但是南京那所大學我就完全不教課，我甚至也沒在那裡做一次講座。我在那裡純是做研究。這確實是很遺憾，商業倫理課不能教了。
問：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假如中國學生是你的家人或朋友，他們盼望學習，你認為他們可以從哪裡找到不歪曲、不迴避問題的真正教學？
答：這是一個我們需要長久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讓我感到有些悲傷。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就個人角度而言，我認為不應當放棄希望，因為在某個地方你可能會發現某個人仍然願意繞過官僚體制的限制（進行認真的、真正的教學）。但是我也認為，中國的學術界已經被弄癱瘓了。
我的感覺是，即使是在這些令人抓狂的限制措施推出之前，這種（打壓基本學術自由的）局面就已經形成，巨大的壓力已經在那裡了。體制內的人所看重的是要保住工作，保住職位，保住地位，保住穩定收入。我想，他們不會做什麼事情危及這些東西。我們只能期望有些人力圖盡力靈巧地逼近官僚機構設置的限制界限並且不越界。
我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知道我不應當對中國人的心態泛泛而論，但我總是發現中國人非常善於接受他們改變不了的東西。從一方面來說這是好事，因為這樣你就不會在你改變不了的事情上浪費你的能量和能力。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你看看目前的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聰明勁也導致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因為大家都力圖保住自己的職位，不肯做任何事情來改變這種讓他們受苦的局面（因此他們就不得不繼續受苦受難）。
我也認為目前的種種問題都太大，不是個人所能解決的。尤其是中國政府推出了所謂的尋釁滋事罪，我認為這種法律是有權任性，可以用來懲治任何人。我非常明白只有很少的人願意冒這個險來給學生好好講課。
我高度讚美這些人的勇氣。但你的問題我沒有很清楚的答案。我想不出有任何人還願意冒這個風險。與此同時，或許還真有這樣的願意冒險的人，但是我不知道。
我現在想到的是，不知道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在不使用VPN（翻牆軟件）的情況下人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可以獲取外國大學的公開課講授。但至少是有這麼個平台，有人講課不受意識形態的限制。假如在中國大陸可以獲取這樣的授課，或許算是另一條追求真知的途徑。但是在這種在線公開課上你不能討論。那種課主要是教授講課，只是那種講課跟中國的不一樣。目前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這樣的追求新知的另一條途徑。
德國的歷史教訓與中國的嚴酷現實
問：你在你報告的結尾寫道：“在中國大學長期工作意味著為一個專制的一黨制國家工作。鑑於我們德國的歷史，這裡的倫理問題是：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為直接或間接地為日益集權的制度做出貢獻從而使其有合法性做辯護？”
我現在的問題是：你認為現在是時候了，國際學術共同體應當實話實說，停止假裝中國有學術自由或有一定的學術自由，應當帶著警戒和保留對待來自中國或跟中國有關聯的研究，或以一種跟國際標準不同的標準來對待來自中國的研究嗎？
答：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引發我聯繫德國的歷史說事的是，在1930年代我們就有了極右翼掌控了國家權力，建立了極權政權。因此我們的責任是，尤其是我們作為德國人的責任是銘記歷史，挺身而出反對這一套。至少我們可以說，我們不要同流合污變成同謀。
我的諸位同事和我最終都要問我們自己這個倫理道德問題，這就是，我們是不是還應該在中國教學，還是不能再教了，不能繼續在中國大學長期任教，從而為中國的官僚體制、為中國政府做貢獻。中國大學就是中國政府的一部分。
我對你的問題的回答是：不錯，我們是應當停止假裝中國有學術自由；我在中國看不到你有發表自由，你不能教授你想教授的東西，至少是不能教授你想教的內容。我真是不知道在中國我們能說有學術自由，我看不到這種自由。我們必須直面這種情況，這就是，學術自由在中國已經蕩然無存。
說到中國的學術研究，這要看具體的科學領域。我的看法是，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發表的來自中國的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有可能是有偏見的，甚至有可能是有意識形態的內容。因為在中國的大學工作的研究者即使是在國際雜誌上發表論文，他們也要謹言慎行，服從官僚機構的規定和意識形態的制約。
作為有理智的人，我們或許會注意到他們所發表的東西意識形態的分量增加了。但是很多人注意不到，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的情勢，不知道中國的意識形態制約。這是為什麼需要提升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從總體上來說，對來自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論文要謹慎對待。但自然科學可能完全不同（即可能不會夾帶明顯的意識形態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