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觀察:中國當局騷擾移居日本異見人士 手法多為威脅在華親屬

2024年9月4日,東京池袋區一家商店的中文廣告。人權觀察表示,中國當局經常試圖以日本活動人士在中國的親屬為目標來恐嚇他們。(美聯社照片)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指,中國試圖威嚇由中國移居日本後,參加批評中國政府活動的人士,手法包括聯繫他們本人,或是他們在中國的家屬藉以施壓,務求他們停止在日本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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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察:中國當局騷擾移居日本異見人士 手法多為威脅在華親屬

人權觀察在今年6月到8月之間,訪問了25名由新疆、西藏、內蒙古和香港移居日本的人,他們在日本有參與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例如舉辦控訴新疆危害人類罪行的活動、宣揚西藏文化、或是成立討論內蒙古倡導人士著作的讀書會。

人權觀察指,受訪者大多表示,曾有中國警方人員聯繫他們本人或在華家屬,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在日本的活動。多名受訪者對人權觀察說,他們沒有向日本警方求助,因為他們不認為日本能作出任何補救措施,他們亦害怕報復或使國內家人的處境惡化。

人權觀察亞洲區研究專員笠井哲平說,中國當局似乎肆無忌憚,極力防止由中國移居日本人士發聲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侵害。

他說:“日本政府應向中國政府表明,絕不容忍中國跨境鎮壓的長臂伸入日本。”

中國公安向家人施壓

來自內蒙古的A.B.對人權觀察說,他在日本用實名公開露面抗議中國政府在各級學校以漢語教學取代蒙語的政策後,內蒙古當地公安局的官員在2022年去他的親屬的家,將他們帶走到公安局。

公安給A.B.的親人看一些日本的內蒙古團體發布到網路上的照片,聲稱照片拍到A.B.。公安又叫A.B.的親人簽署一份文件,聲明A.B.以後不會再參加日本的任何抗議活動,但他們拒絕簽字。

A.B.說:“在日本,跟警察互動是稀鬆平常的事,例如遺失東西的時候。但在內蒙古,除非發生嚴重事故,你永遠不會去找警察。我的(親人們)告訴我,(來自警察的)壓力讓他們很害怕,這讓我很不好受。”

去年,A.B.想邀請親人到日本,親人到了公安局辦護照,把他的名字鍵入到警方系統裏,系統顯示“國安重點人員”紅標,他們全都不能辦理護照。今年,他的親人再次申請護照,但同樣不獲批。

A.B.說,他不能回內蒙古探親,因為他相信中國當局會逮捕他。

他說:“我的(親人們)告訴我,‘如果你被抓,我們就自殺。’”

去年,23歲的留日香港學生袁靜婷回港換領身份證時被國安警察拘捕。她因為身處香港及日本時在網上發表港獨言論,而被控“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被法院判囚兩個月。

多方面阻止示威行動

2022年,不少中國城市出現“白紙運動”,抗議政府的“清零”政策。在東京主辦示威活動的M.N.對人權觀察說,他在其中一次集會前接到中國駐日使館官員打電話給他,要求他取消抗議。

後來,官員又打電話給他學日語的學校去阻止他,他來自中國的老師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動,否則就自動退學。M.N.選擇了退學。

M.N.曾在中國參加人權活動而被拘留數次,他搬到日本後,曾有警察到過他中國的家,又在2022年底直接用微信找他,對方問他是否還在日本,學習情況如何,還問到他在社交媒體上的活動,又告訴他應該“以自己為重”、“好好學習”。其後,他的家人亦有打給他,叫他不要再去抗議。

多數人未有向日本當局求助

2023年遷居日本的X.Y.對人權觀察指說,一名中國警察於2024年聯繫上他的中國家人,要求提供他的微信帳號,X.Y.為了家人的安全,於是同意讓家人提供資料。其後,一名公安人員用微信聯絡,警告他不要參加某些線上活動。

他說:“我後來沒有再接到過他們的電話,但我想這是因為我不再上傳敏感話題的材料,而且限制自己的活動,我至今還受到影響。我的家人在中國,難保他們不會受到威脅⋯雖然我來到日本,言論自由還是感覺沒有保障。”

X.Y.說,他沒有向日本當局求助,因為他認為這樣做,很可能會令家人遭到報復。

他說:“就算有(求助)專線,我也不認為我會去用它。我家人還在中國,日本警察管不了中國公安機關會怎麼做。如果我配合日本警察,或是不接中國當局的電話,恐怕會把事情搞得更複雜,我不知道下次我回國探親會發生什麼事。”

建議設立投訴機制保障權利

人權觀察指,日本政府近年來逐漸直接批評中國政府打壓人權,包括向中國官員提出相關議題,以及在國會通過決議案來關注相關案件。

人權觀察建議,日本政府應正視中國政府鎮壓海外中國國民所造成的威脅,呼籲中國政府停止監視和威脅日本居民。他們指,日本應該設立投訴機制,保障海外中國國民的基本權利,以及確保保們免遭驅逐或引渡,並讓他們知道,他們有權申請庇護或其他形式的保護。

人權觀察又表示,日本外務省拒絕就報告評論,日本警察廳沒有答覆,中國駐日大使館亦未有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