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強調振興經濟之聲言猶在耳，官方數據卻顯示經濟成長率遜於預期。同時，中美貿易戰持續令中國與美歐各國關係日益緊張。
觀察家指出，在此內憂外患之際，多間外資律師行決定全面撤出中國，可以說是對中國帶來的另一個沉重打擊。
無論是中國或外國的律師，均承認中國經濟不斷轉差，令律師行生意大不如前，是外資律師行下堂求去的主要原因，而中國法制轉變和執行上出現問題，也令外資律師行頭也不回。
根據全球權威律師資料庫Leonard Solutions數據顯示，美資律師行在中國的辦公室數量，從2022年的643所減至今年7月的545所，也就是說有近一百所關門大吉。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前的2019年，有64家美資律師行在中國設立辦公室；可是到了2024年7月，只有61家美資律師行還在中國設立辦公室。而且光是最近一年，就不斷傳出美資律師行準備或已經撤出中國市場的消息。
世界上最大的律師行之一、總部位於紐約的美國威嘉律師行（Weil, Gotshal & Manges LLP），先於去年除夕關閉位於北京的代表處，該代表處也在當月正式被中國官方除名。威嘉繼而在今年3月表示開始考慮關閉上海代表處。前美國總統歐巴馬伉儷曾任職的盛德律師行（Sidley Austin LLP），在今年5月宣布不再續簽上海代表處租約，只保留北京和香港的辦公室。美富律師事務所（Morrison Foerster）亦於5月宣布將於今年秋季關閉北京辦公室。在香港和北京辦事處設有14名合夥人和員工的德傑律師代表處（Dechert）甚至宣布將於今年內完全退出中國市場。
安慶國際法律事務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博欽律師事務所（Perkins Coie）、奧睿律師事務所（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和瑞生國際律師事務所（Lathem & Watkins）等美國律師行，也同樣在今年上半年宣布關閉或將關閉在中國的辦公室。不只撤出中國市場，現已被美國視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也受影響，大型美國律師行孖士打（Mayer Brown）表示計劃逐步剝離目前的香港業務。溫斯頓律師事務所（Winston & Strawn）亦在陸續關閉在香港的辦公室。
就算沒有撤離中國，繼續留守中國的美資律師行也正縮減在中國的規模。 Leopard Solutions公佈的數據顯示，在中國最大的73所美國律師行中，有32所於過去10年減少了律師人數。在北京48所最大的美國律師行中，有26所自2018年開始逐年減少律師人數。
無利可圖唯有撤退
在外國律師看來，在中國營業已經無利可圖，這是外資決定離開的最主要原因。為不少跨國銀行的亞太區總部行政總裁提供法律意見，目前旅居台灣的新加坡禧睿諮詢有限公司政治風險顧問方恩格（Ross Feingold）表示，外國律師行要在中國和香港設辦公室的原因，是要處理中國企業往外投資，第一種是中國企業在美國或歐洲併購當地公司，第二種是安排中國企業在歐美上市，第三種是協助外商到中國內地投資，包括併購中國公司。
可是中國與美歐各國關係緊張，令外資公司與中國之間的交易大減，從而令律師行因沒有生意而離開。方恩格告訴美國之音：「現在中國企業在美國和歐洲都不受歡迎，所以他們不再併購歐美公司。而且美國政府也不歡迎中國企業在紐約交易所上市，這樣的業務現在也沒有了。
當然外國公司也不想在中國加碼投資，這種生意現在又沒有了。他們可以等一年、兩年，可是如果等了幾年都是完全沒有業務，律師事務所就把內地和香港的辦公室關閉。畢竟不管在香港或上海，設立辦公室的費用很大，就算是派幾個人駐守，每個人的年薪都很高，是100萬美金以上，接近200萬美金左右。 」
另一方面，方恩格繼續分析說，外資律師行以往也很喜歡跟中國的國營企業合作，因為國營企業會提供規模很大的案子，可以從中收取高昂費用，尤其是如果替國營企業在英國、中東或歐洲併購公司，收取的費用是非常昂貴。可是國營企業現在在國際社會淪為“負資產”，跟他們合作或有損名聲。而且國營企業本身也出現負面新聞，所以部分律師事務所也希望避免沾染關係。
中國經濟狀況沒有改善，從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的數字中可以看到。在今月公佈的最新數據中顯示，今年第2季中國經濟成長率是4.7%，低於原先外界預測的5.1%，比第1季的5.3%成長率下跌不少。以上數據更是在中國召開三中全會討論振興經濟議題的背景之下公佈，是對官方的美好願望作出一大諷刺。
對中國律師行也構成打擊
所謂唇亡齒寒，外資律師行撤出中國市場，對中國律師行而言不但不是少了競爭對手，相反是將要面臨更嚴峻形勢的預兆。四川川卓律師事務所法定代表冉彤認為，中國律師行和外資律師行之間是依附和合作關係，他說：「這肯定不是好事。外資律師行是為外資公司服務，他們也要接觸大陸的機構、企業和老百姓，所以大陸的環境還是我們比較熟悉，大家合作起來也有業務可做。 可是現在這些外資公司都賺不到錢了，撤離了，外資和本地律師行都因此受影響。冉彤續稱近年來他的事務所生意因經濟衰退而大不如前，估計比每年經濟成長達10%的時間跌了至少一半。
除了經濟因素，中國執法部門對於法規的執行手法，也間接令律師行舉步維艱。冉彤告訴美國之音，他有一個客戶本身是很好的民營企業，更擔任企業家協會會長，業務發展得很好，但政府部門某一天卻說他是黑社會，不僅把他抓起來，還將他的企業託管，數以千計員工的生計因此變得沒有保障。
去年3月，中國警方突襲美國盡職調查公司明茨集團（Mintz Group）在北京的辦事處，更拘留5名員工；一個月後，國家安全部門對管理顧問公司貝恩（Bain）的上海辦事處進行突擊檢查；去年5月，執法單位突擊搜查另一間顧問公司凱盛融英（Capvision）的駐華辦公室。中央電視台甚至公開指控外資與在華顧問公司連手隱瞞外國背景，以規避中國法律法規。
執法手法打擊經濟發展
所以冉彤認為，中國政府不應以「連坐」手法對待企業家和企業，若企業家本人有問題就應只追究他本人，不應因此把整個企業和員工們視為壞份子和犯罪集團，而將整個企業連根拔起，令不少人因此失業，構成經濟衰退。
旅居於澳洲的金融學者司令，認為中國經濟陷入困局，主要是中國法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抓，令無論外商或是中國的企業都難以穩定發展。所以司令認為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從根本著手：「中國政府可以採取的措施，我想最重要的是改變對法律的詮釋，改變法律上的陋習，全面讓中國變成法治社會，不是人治社會，這樣才能留住外資律師行，因為他們在中國生存和賴以生長的最重要支柱就是政府的信用和社會的良好法治基礎。現在的改革僅僅都是皮毛改革，表面改革，和短期改革。 」
不過對中國來說，也並非完全沒有好消息。新加坡最大的兩家律師事務所，立傑律師事務所（Rajah & Tann）和安盛律師事務所（Allen & Gledhill）都在今年開始拓展在中國的業務。
分析家指出，新加坡近年逐步取代香港，成為歐美各國與東亞區之間的橋樑，因此在中國市場仍龐大之下選擇逆水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