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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問題專家易明：習近平想重塑世界？肯定的！
中國是否想要重塑全球秩序，以推進其自身利益，體現自身價值觀？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認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這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野心。她最近出版新書《中國秩序下的世界》（World According to China），對此進行了詳細剖析。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1月17日）在出席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發表講話時呼籲各國加強抗擊新冠疫情合作，共同戰勝疫情。他說，“各國不是乘坐在190多條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他還表示，中國將再向非洲國家和東盟國家無償提供疫苗。
易明的新書也以中國的抗疫外交和在全球抗疫上所做的承諾作為切入點。但是她認為，這不僅僅是關於一個新興大國肩負起應對人道危機的責任的故事，而是“預示著中國的野心和日益增強的全球影響力對現有國際體係以及75年來支撐這個體系的製度、價值觀和規範構成潛在挑戰的警告。”
中國秩序下的世界
她說，習近平的願景不只是改革全球體系，而是重塑現有的自由國際秩序。她說，習近平想要的秩序是，中國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實現對台灣和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性力量，確保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與中國的保持一致，中國經濟既免受外部挑戰又在全球化經濟中保持大國地位，將中國的價值觀、規範和標準納入國際法和國際機構。
易明新書《中國秩序下的世界》封面
一些觀點認為，中國試圖重塑國際秩序的全球野心在習近平之前就已經存在。但是易明認為，習近平對於推動實現這個野心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他不僅推動發展實現野心的能力，而且是首位明確表達出這樣一種願景的中國領導人。”
她說，中國沒有向外輸出共產主義，但是輸出中國的威權模式和治理手段。與控制國內言論和信息一樣，中國也是試圖限制國際上對中國議題的自由討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直接輸出“中國模式”，培訓一些國家官員如何審查網絡和控制公民社會。中國還利用中國的市場和經濟實力與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促使和脅迫其他國家遵從中國的利益。
中國能否重塑世界？
易名說，習近平在實現重塑國際秩序的目標方面正在取得進展：中國通過在香港強推國安法鞏固了對香港的控制，通過圍海造島和軍事化強化對南中國海主權聲索，成功談判達成覆蓋亞太地區、沒有美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關係協定》(RCEP)，通過“一帶一路”增加了對其他國家的政治、軍事和安全影響，利用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在人權議題、互聯網治理和5G標準制定上發揮更多影響力。
中國問題專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接受美國之音Skype採訪截圖
但與此同時，她指出，中國以國家為中心的模式以及脅迫性外交，正越來越多地限制中國很多倡議的可信度和吸引力，國際間也對中國的做法產生反彈。她舉例說，“一帶一路”項目由於缺乏透明和債務等問題在許多國家引發民眾抗議，華為等中國企業在開拓全球市場上面臨更多限制，北京的“戰狼外交”以及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加強了美國與亞太盟友之間的關係，也促使歐洲更加深入參與亞洲事務。
不過易明說，面對這些反彈，中國幾乎沒有改變其行為。她認為，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核心戰略優先事項是模維護共產黨統治和社會穩定以及實現主權野心，而且“相比過去的領導人，他在追求一個目標時，對可能引發的不穩定有更大的容忍度。”她說，習近平有自己的一套優先事項，“討好國際社會在他的優先事項中處於非常低的位置。”
易明日前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習近平能否實現他的野心取決於很多因素，一方麵包括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情況，以及其他高層領導人和中國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世界能否抵禦中國的脅迫，以及民主國家能否提供有說服力的未來世界願景。
價值觀競爭
美國應如何應對？易明認為，首先是如何看待中國挑戰的問題。她認為，中國構成的根本挑戰是價值觀和製度層面的，簡單地用崛起大國挑戰守成大國去看待帶有誤導性。她說，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這種框架讓北京有機會將外界對北京的批評都歸咎於美國試圖遏制中國崛起，並會助長北京所謂的“東昇西降”敘事及其過度自信。
她在書中說，強調價值觀之間的競爭，將能迫使北京闡明它願意在哪些方面維護現有規範以及在哪些方面尋求改變，並更可能使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以促進那些共同的規範和價值觀。
易明指出，為了確保“中國秩序下的世界仍是尚未實現的野心”，美國首先也需要加強自身的競爭能力，確保自身的治理體系體現美國自己所說的價值觀，然後應在傳統的盟友和夥伴體系之外構建更廣泛的聯盟。
易明目前暫時從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職位上離職，在美國商務部擔任高級顧問。以下是易明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內容節選。採訪以及書中內容僅代表她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政府或美國商務部，也不代表美國之音。
記者：中國秩序下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易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承認，習近平有關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願景，不只是對全球體系進行邊緣改革。他確實是有重塑未來世界的願景。我想可以從五個不同的維度來看。
首先是重新繪製中國和亞太地區的地圖，承認中國的主權主張，當然有對香港的，也包括對台灣和南中國海的。正如我們在新冠大流行期間看到的那樣，中國在與印度的邊界爭議，與日本的尖閣諸島領土爭端，與印尼和馬來西亞的領海爭端方面，表現出很多軍事上的強硬，基本上是試圖重申習近平和中國領導層所認為的中國對這些領土的主權主張。
其次是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力量。我覺得習近平在這一點上有很多戰略，但主要是通過發展那些不包含美國的區域性經濟和政治安全組織。我認為，在將美國排出在外這一點上，他做得併不是特別成功，不過這是他戰略目標的一個方面。
第三是將中國的價值觀、政策偏好和規范根植到其他國家。我認為最好的例子就是“一帶一路”倡議。這最初是一個硬件基礎設施項目，但從2013年宣布後的這八年多以來，它已漸漸衍生出了“數字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和“極地絲綢之路”，並帶有政治維度。中國還在吉布提建立了首個軍事後勤基地。所以，這是一個正在進行當中的不斷擴展的項目，以非常實質性的方式在其他國家嵌入或維護中國的利益，傳播中國影響力。
第四個維度是中國試圖讓中國經濟免受外部挑戰，同時又能在全球化經濟中保持全球大國的地位。最後，習近平試圖進行他所稱的領導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這實際上是為了在國際機構中鞏固中國的規範和偏好。無論是關於互聯網治理還是人權，甚至是經濟發展實踐，這都是為了讓國際機構與中國的偏好更為一致。這就是我所看到的習近平2012年底掌權以來一直在追求的願景。
記者：您非常強調習近平在推動中國重塑國際秩序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假如習近平沒有執政，中國是否也會追求和現在一樣的道路呢？
易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在美國也引發了很多辯論。一些人認為，中國是崛起大國，崛起大國必然會威脅到主導大國，這只是事物的自然規律。也有其他一些人認為，中國的這種野心可以一直追溯到過去幾十年，習近平與任何其他中國領導人沒有什麼顯著不同。
我認為領導人很重要，而且事實上習近平執政產生的影響很大，因為他不僅推動發展實現野心的能力，而且他是首位明確表達出這樣一種願景的中國領導人。這個願景包含國內維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政治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有一支能“打贏戰爭”的人民解放軍，人均GDP翻番，將中國從製造型國家轉變為創新型國家——這是中國能夠在全球舞台上宣傳自身的核心所在。我認為，政策偏好、政策想法可以在任何時候存在，但關鍵在於領導人決定怎麼做，他或她做出什麼選擇。我認為習近平做出了一系列他所特有的選擇。
記者：您在書中提到的一個有趣的論點是，我們不應將中國挑戰放到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這樣的框架中來看，您認為這樣是有誤導性的，並且服務於中國的利益。您為什麼這樣認為？
易明：當簡單地用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這種雙邊情況來描述時，首先這讓北京能把所有事情都歸結為是美國在試圖遏制中國。所以無論中國做什麼，不管是它的脅迫性戰狼外交，還是它在新疆的所作所為，或者是它對香港民主的扼殺，不管它採取什麼政策，或者它在南中國海進行什麼活動，中國都簡單地將由此產生的國際反彈歸咎於美國，說我們唯一的問題就是因為美國害怕中國崛起，因為美國試圖遏制中國。這其中所忽略的事實是，例如是澳大利亞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展開調查，而它現在正因此遭到（中國）抵制。忽略的事實是，全球民調顯示，對習近平的信任和希望中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全球民意創歷史新低。因此，如果將中國挑戰置於這種雙邊背景中來看待，中國便有機會說，除美國外，沒有其他人介意我們做什麼。這根本不是事實。
另一方面，這種分析框架有利於中國，傷害美國，因為一切會被描述為，中國所得就是美國所失，中國上升就必然相對意味著美國有所失。……這也導致了“東昇西降”這種敘事，認為西方正在衰落，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認為，這種分析框架有害，因為它誤導了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誤導了他們有關國際社會對中國行為擔憂的性質。它有害，是因為我認為這種敘事助長了中國政府的過度自信，削弱了美國政府的自信，這種自信的降低對美國可能有些時候是有利的，有時則並非如此。
記者：您在書中指出，中國構成的根本挑戰是對支撐現有基於規則的秩序的那些價值觀、規範和製度的挑戰。有意思的是，中國也試圖定義國際秩序和民主這些概念。您如何看中國的這種嘗試？
易明：我和中國的同僚討論過此事。我們過去經常看到過“中國特色人權”，“中國特色全球化”的說法，什麼都加上中國特色。我認為，就民主而言，沒有什麼中國特色的民主。中國是一個威權國家。我對我的中國同僚說，你們在威權體制下取得了成功，你們得承認。你們得承認取得的成功和失敗，別試圖扯上民主。你們不是民主國家，你們沒有一個直接響應人民意願、定期更替領導人的製度。這沒有發生。你們的媒體也沒有透明度。你們沒有法治。你們基本上沒有任何支持堅實民主體制的機構。
記者：中國也聲稱，“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您怎麼看中國的這種說法？
易明：這對我來說一直是個非常令人費解的觀點。我的意思是，許多國際機構在二戰後建立，中國的抱怨是，中國在這些組織的發展過程中沒有發揮作用，但是世界銀行或世界貿易組織這些機構，中國是參與其中的。這些組織美國支持，中國也支持。……所以我不確定，中國所說的國際秩序應該不一樣是什麼意思。
我想唯一清楚的地方是，我們看到中國說想要看到美國聯盟體系的解散。這種體係不是廣泛存在於全球規範和製度之內的，而是美國及其盟友所獨有的。對此我認為，這更像是中國想要試圖建立自己的一種半同盟體系，就像我們看到中國與俄羅斯、中亞國家和伊朗等國開展軍事演習和大量的政治和經濟接觸那樣。我感覺中國開始了自己的聯盟。
不過坦率地說，中國的行動過去十年來反而是加強了美國的同盟體系。我的意思是，其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破壞穩定的行動，對台灣的威脅和對香港民主的打壓，所有這些都加劇了國際社會的擔憂，這促使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之間建立了一個全新的聯盟體系，一個新的防務協定。而且突然之間，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都對亞洲的安全問題更加感興趣，北約領導人還指出北約有必要將中國作為一個令人關切的議題進行討論。所以說，中國自己挑起了這一切。
記者：您在書中列舉了中國如何使用外交政策手段來實現其目標，但感覺中國的做法中存在不少矛盾的地方。比如說，中國向其他國家提供醫療防護設備，這是有利於中國形象的，但同時，中國的“戰狼”外交官們又點起了戰火。您如何解讀中國的這種自相矛盾的行為？
易明：不得不說，這仍然也是我對中國外交政策行為感到費解的其中一個方面。正如我在書中所說，對中國來說本應是一場有關新冠病毒的外交勝利實際上變成了一場外交失敗。在中國國內，人們認為中國控制新冠病毒的方式是最佳的，這幫助提升了中國領導人的形象。但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情況則不是如此。為什麼？中國在其境內遏制了病毒的傳播，這是值得稱讚的，但中國在向外國提供個人防護設備時，卻又對感謝不足的國家威脅斷供，還有發起對澳大利亞的抵制，然後在世界其他國家還被疫情所困之際，中國又發起了那些軍事上咄咄逼人的行動。
我似乎只能這樣解釋：對於習近平和中國其他領導人來說，他們認為更重要的是對可能以任何方式批評中國的外國人進行回擊，得到國內支持，而不是試圖吸引外國人。所以即便習近平說他希望中國提升軟實力，樹立一個可愛、可信、可敬的對外形象，就像他去年夏天他對他的外交官所說的那樣，但他實際上並不願意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實現這一點。我感覺，他自己認為的所說和所做之間存在脫節，也就是那些聽起來不錯的話——比如中國是大家的朋友或者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與中國實際做的存在著脫節。我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人們觀其行，不只是聽其言。我認為這是中國領導層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種脫節？
易明：我認為，不同的意見要到達中國領導層變得困難了。我知道一些領域的中國政策分析人士和學者越來越擔心，他們撰寫一些與上層方向不一致的研究和論文，可能會受到職業或其他方面的某種懲罰。我想，存在這種對錶達不同觀點的害怕和憂慮。這意味著最高領導層獲得的不同意見和觀點的維度可能比應有的要窄。我認為這是部分解釋。
還有部分原因可能是習近平本人的性格和野心使然。我覺得，他對風險的容忍度很高，相比中國過去的領導人，他在追求一個目標時，對可能引發的不穩定有更大的容忍度。他有自己的一套優先事項，討好國際社會在他的優先事項中處於非常低的位置。
記者：我們談了很多中國想要什麼樣的國際秩序，這對世界其他地方意味著什麼？美國和其他國家應如果應對？
易明：我認為，目前美國的戰略本質上是要讓我們自身更加具有競爭力。我們現在感覺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落後，所以把重點放在建設自身的韌性上面，並且加強與盟友的合作。我認為，正如許多文章所說，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基本結束，而且人們相信中國對美國的接觸方式不感興趣，認為習近平將中國推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
所以現在在強調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比如，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這其中不僅涉及安全議題，現在還包括技術議題，疫苗合作，所以成為了一個全新的倡議。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也是和歐洲人在一系列新的議題上展開合作。美國還提出了一項新的被稱為“印太經濟框架”的構想，以期在一系列議題上更廣泛地參與亞洲的經濟活動。還有新的多邊主義努力，在特朗普時代後，美國再次表示願意支持國際機構，領導這些機構，在財政上支持這些機構。美國回歸到了更為傳統的外交政策，以確保中國不會真正成功地改寫國際機構的規範和價值觀。當然，也有對中國的反制，力圖確保中國無法在南中國海取得更多進展，無法在東亞取代美國，無法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將其那種壓迫性的政治手段傳播到其他國家。所以我想，現在在展開很多努力，來抵制通常所說的中國的惡意活動或行為，有這一系列的行動。
我最後想說，人們也相信，美國仍然需要與中國合作。我們仍然希望與中國共同應對全球挑戰。我們看到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雖然不是非常密切的伙伴關係，但有不錯的一致性。我認為在能源問題上一直有些合作。所以我希望美國和中國仍有合作的空間。我確實認為在這些全球挑戰領域保持並繼續加強合作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兩國不能盡己所能應對這些挑戰，世界將無法應對挑戰。所以我希望，這段關係的背後仍然能有那種努力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