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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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視界：習近平文化思想和文化專制主義
美國哲學家杜威曾說，“美國的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套用這句話，“專制主義在中國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自秦始皇滅六國，一統華夏后，專制主義在中國不但成了一種政治制度，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在，直到現在，中共非但未有弱化專制主義，反而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時空環境下，用新的工具不斷強化專制主義。
10月7日，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召開。這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召開的第三次此類會議，但與前兩次會議不同的是，這次會議的名稱還加上了“文化”二字，也首次提出並闡釋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用官媒的話說，這是會議最重要的成果。
習的諸多思想，以文化思想為“基石”
當局自2015年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後，分別於2017年提出習近平強軍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2018年提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2020年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未來當局還會提出習近平的其他思想。這些思想既是習近平總體思想的組成部分，又單獨成篇。但相對於習近平的所謂軍事經濟外交法治思想，他的文化思想在其思想成分中又具有特殊的基礎性的作用，因為它是習近平整個思想體系的“基石”，起到為習近平的獨裁專制統治作辯護說明的作用，其精神內核是文化專制主義。
一切專制主義最深厚的基礎其實就是文化專制主義。政治專制是建立在文化或意識形態專制基礎上的。沒有文化專制，政治的專制統治必不長，中國三千多年歷史的專制主義，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文化專制，沒有文化專制做支撐，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不可能這麼綿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專制主義內化為中國文化的基因，構成了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有論者說，中國古代政治有三大傳統，其中之一是文治傳統，兩漢開始以後的歷代皇權，文治建設的核心內容是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藉助政權的力量，強制在全社會推行。而構成古代文治精神實質的，是文化專制主義，它在現實中的操作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神化皇權，帝王有至尊地位，不但是國家的統治者“君”，還是百姓“老師”，負有教化百姓的責任，“君師一體”，成為一種神聖的存在和百姓頂禮膜拜的偶像。
二是對民眾實施以儒家綱常倫理為主體的教化，興辦學校，優禮士人，宣講儒學，表彰節義，構建以皇權和父權為核心的社會等差秩序，此即“三綱五常”，“三綱”的核心在君臣之禮，用曾國藩的話說，“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
三是實行思想統制，打壓“異端”思想。早期儒家就有這類傾向，如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息邪說，放淫詞”，思想統制發展到極致，是對社會實施系統的、嚴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明清的文字獄即屬於此類。
四是編纂典籍，以彰顯帝王的文治武功，並總結歷史經驗，裝點盛世。中國古代有所謂盛世修典和盛世修史的說法，像明成祖修《永樂大典》，清乾隆編《四庫全書》，這類文化工程，無非是突顯皇帝的聖治。
上述表現古代中國文化專制主義的四種形式，在習近平統治的今天都存在，有些雖然改頭換面，變了說法，但本質一樣，而且變本加厲。比如，官方緊箍咒般的“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就是要神話習近平的至上地位，對習異乎尋常的宣傳，出版那麼多他的書，為他冠以各種思想的名號，也是要把他打扮成“君師一體”，讓民眾崇拜他。成立中國歷史研究院，建立國家版本館，開展《儒藏》等多項大型文化工程，均是要彰顯習統治的當下，是所謂的太平盛世，把中國帶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建立不世之功業。
習極端重視意識形態工作
然而，在習近平的文化專制主義中，最核心的是他要為中共和中國構建一個統制全國人民思想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自毛時代起，中共就為中國建立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文革讓這套意識形態破產。以後中共雖然沒有拋棄共產主義的說辭，可也意識到如此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的口號，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局並以時任領導人的名字分別命名為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科學發展觀”。
習近平比起這三位前任來，對宣傳思想和意識形態事務的重視程度可不是一個等級。他多次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中共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事關中共前途命運、國家長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必須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他不但如此說，也親抓親為。據官媒披露，十八大以來，習兩次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主持召開或出席文藝工作座談會、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多次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一系列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改革發展方面的規劃和方案，多次主持以文化為主題的政治局集體學習，這些會議每次都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到孔廟、敦煌莫高窟、朱熹園、三蘇祠、殷墟等100多處歷史文化遺產考察，就文物、考古、非遺等作出170餘次指示批示……總之，圍繞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當局召開的會議之密集、作出的決策部署之全面，習近平論述之豐富、系統、深刻，在中共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官媒吹捧，通過習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統謀劃和部署，今天中共的宣傳思想文化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
然而，習對宣傳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工作的異乎尋常的重視，說白了，不過是要達到如下兩個目的，一是為黨建立一個絕對安全、不受挑戰的意識形態體系；二是要將所謂的習近平思想和鄧、江、胡的思想切割，他在中共思想史上的地位要遠高於他們，不能和他們並列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裡，必須單列成為一個獨立的思想體系，就像毛思想一樣，以顯示他的雄心壯志和宏偉大業。
習的思想警察
但要實現這兩個目的，僅有對意識形態和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視和親抓親為是不夠的，還必須對有可能動搖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和官方倡導的價值觀的信仰的言行特別是“異端”思想進行嚴厲打擊。在輿論管控、以文定罪方面，習近平當局比明清兩代的文字獄要嚴重得多，建立了專門的思想警察機構，利用現代的科技手段和工具，對任何有可能違反官方“輿論導向”的報導、文章、書籍、影視、報刊、網站和演出下架、封殺、關閉和取締，學校不准講授未經審查的教材和思想，強行給全民洗腦，頑固堅持輿論一律，拒絕百家爭鳴，社會只能是一個聲音、一個主張和一種思想。採取這些管控措施後，如果還有人膽敢挑戰官方的意識形態特別是習近平本人思想的，輕得受處罰，重得被判刑。這些年當局製造的文字獄很多，有一些人僅僅是因為譏諷和抨擊習近平，就被判重刑，完全關閉了在江胡時代曾經出現的某種程度的“異端思想”的生存空間。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對古代中國在文治傳統中強化文化專制主義的成分，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幅員廣闊、人口也很多，而且多民族共存，加之古代治理手段和工具的相對落後，要維持社會的秩序和穩定，客觀上需有一套為社會大多數成員所認同的基本價值體系和具有權威性的主流意識形態；另外，要實現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需政府強勢介入，發揮組織和引導作用。
然而，疆域廣闊和人口龐大所造成的治理困難這個情況，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現代的治理手段和工具予以解決。雖然在國家的競爭下，一個社會仍然需要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但維持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和權威性，不是靠對思想的管控，輿論一律以及打壓“異端”來實現的。換言之，不是靠思想和文化專制，而是靠不同思想的競爭，靠說服以達到民眾的認可來實現的。畫一個圈，指定一個思想，說這就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和價值，民眾必須遵循，不能有半點質疑，否則大棒伺候，實則是思想和文化專制，是意識形態的獨霸。今天的習近平時代，就是如此，根本不和人講理，動用國家力量，把用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作為宇宙唯一真理，何其荒謬。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出籠，意味著當局對宣傳思想文化的進一步控制和文化專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如果說古代中國的專制文治反映文化專制主義的“吃人”本質，今天習當局的文化專制主義，以一種比古代皇權更粗暴的方式，同時更精細的做法，對人性和個人思想自由的限制，可以說有過之而不及，這是我們在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當局的文化專制時必須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