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傳媒揭發國會議員莊文浩(Michael Chong)在香港的家人遭受中國當局威脅而導致的中、加兩國互相驅逐外交人員事件持續發酵，港裔加拿大人組織“港加聯” (Canada Hong Kong Link)誓言要持續推動國會進行獨立聆訊，查明事件始末，並呼籲加國政府應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強硬，才能有效保護國內從政人士，減輕中國在背後進行的囂張威脅。
港裔加拿大人組織“港加聯”主席馮玉蘭(Gloria Fung)近日在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採訪時，首先表達了她對威脅事件毫不驚訝的看法。有別於過去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在中國遭受間諜指控被扣為人質的處理手法，正當外界普遍認為加拿大政府這次強硬回應事件之際，馮玉蘭表達了加拿大國民充滿質疑的情緒。她說，很多加拿大人都不禁要問，該國情報局其實早已知悉莊文浩國會議員在港家人受到威脅事件，而且也通報予加拿大政府，為何會延至兩年多後的今天才曝光，要透過傳媒爆料，才將這事公佈。馮玉蘭質疑，是否最後由於反對黨與社會的巨大壓力，加拿大政府在差不多傳媒爆料一個星期後，才宣佈說要驅逐涉事的中國外交官趙巍。
港加聯：早應兩年前便驅逐涉事中國外交官趙巍
馮玉蘭說：“我覺得，其實驅逐中共使節外交官，應該兩年前已經要發生，因為作為一個加拿大的政府，是絕對有責任去保護自己的國民，特別是國會議員，免受外國威脅。今次事件，可能其實還有一些後續需要發展，就是我們也需要透過獨立公眾聆訊，去了解究竟事件發生的詳情是如何，當中顯示了我們情報局與政府之間的通報程序是否有一些問題發生？將來如何避免這種後知後覺，或者甚至是，即使採取了行動，倘若今次不是被爆料，政府可能也不會採取任何的反應。我覺得這已經牽涉了我們國民安全，與我們作為一個政府面對外國干預時，我們自己本身應有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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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加聯主席馮玉蘭指加拿大政府早應兩年前驅逐中國外交官
加拿大主要反對黨保守黨議員莊文浩於5月1日表示，加拿大情報機構沒有告知他有關《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報導的中國對他和家人的威脅。莊文浩當時說，他是從一份引用2021年情報報告的報章上了解到他在香港的家人可能受到的威脅，這個情況讓他“深感失望”。
《環球郵報》報導稱，北京試圖獲取有關一名加拿大議員可能身在中國的親屬的訊息，此舉有可能是為了“殺雞儆猴，阻止其他人持有反華立場”。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的報告中並未提及這位議員的名字，但《環球郵報》在報導中援引國家安全消息人士的消息報導稱，該位議員正是莊文浩。
港裔加拿大國會議員遭受中共禁聲威脅 莊文浩不是第一人
“港加聯”主席馮玉蘭提醒外界說，香港裔加拿大國會議員受到中共禁聲威脅，莊文浩並非第一人。以她所知，在加拿大保守黨內，以往也有趙錦榮國會議員 (Kenneth Chiu)因為支持譴責中國在新疆地區犯下種族滅絕的議案，並且於2021年提出《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而受到中共攻擊，趙錦榮的選戰甚至首當其衝受到假消息影響，後來導致使他敗選落馬。
馮玉蘭續說，另一位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慧貞 (Jenny Kwan)，也同樣受到中共夾擊，只是幸運地她的選區內主要選民並非華裔，才免受如趙錦榮所遭受的壓力。
加拿大國會議員關慧貞 (Jenny Kwan)。(圖片來源：關慧貞 個人臉書網頁)
非華裔保守黨黨領議員奧圖爾同受中共背後攻擊
除了香港裔的國會議員外，“港加聯”更直指中國政府干預加拿大事務的能力更延伸至任何非華裔的國會議員。馮玉蘭指出，其中一個非常顯著例子，就是前加拿大保守黨黨領艾林·米高·奧圖爾(Erin Michael O’ Toole)。她說，與其他政黨相比，奧圖爾在2021年聯邦大選中提出的保守黨對華政策政綱是最完整，立場比較強硬，因此也受到中國政府間接透過他們在保守黨內的一些華裔成員要求奧圖爾落馬，強詞奪理地說因為他的強硬對華政策導致保守黨在這次選戰中失去很多議席。馮玉蘭分析，這其實也是中共在背後一直統籌與操控的一種假消息運動所導致的。
前加拿大保守黨黨領艾林·米高·奧圖爾(Erin Michael O’ Toole)。(圖片來源：奧圖爾個人臉書網站)
馮玉蘭：加拿大國民不滿沸騰情緒促使政府迅速回應事件
既然上述眾多事件顯示了中國政府無形之手長期運作，危害不止步於港裔加國議員外，為何這次杜魯多政府卻在傳媒揭發事件後迅速強硬回應，有別於對上一次康明凱和邁克爾·斯帕弗的處理手法？馮玉蘭分析，除了沒有人質在中國政府手中外，加拿大國民不滿的沸騰情緒也是主因之一。
馮玉蘭說：“但這次(Michael Chong)莊文浩事件，我們看到第一就是在加拿大境內發生，我們也沒有任何人質被對方作為要脅，再加上由去年開始，由於中共海外警察站設立與在加拿大的選舉滲透，這些消息連續爆破後，加拿大我們境內已經對中共那滲透、操縱與干預，發酵到一個非常不滿的程度。去年有很多民調，在2021年開始，甚至是2020年，我們也看到全國民調顯示，63%國民要求加拿大政府要對中國採取較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干預程度與加國政府回應態度是互相緊扣
這位在加國多年從事公民組織運動的負責人分析，其實中國政府干預外國國內事務的程度，與受影響國家的回應態度是互相緊扣，相輔相成的。她分析，若加拿大政府在以往事件中能連貫地表現強硬，中國未必會如目前這般囂張地向加國議員施壓，從政者所遭受的壓力也會相應減少，這是加拿大政府一早應有的外交態度。
馮玉蘭說：“我覺得除了個人方面去應對這一種挑戰外， 其實如果加拿大能夠對港、對華政策可以表現更加強硬，有一個更有效措施保護所有異見人士、敢言人士與參政又真正以加拿大價值觀去取捨對華、對港政策的議員的話，我覺得這樣隨著出來(參政)那群人士，他受到保護網得到加強的話，其實也是可以減少後顧之憂的一個有效的方法。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個人如何去面對(中共的施壓與搔擾)，也包括了一個國家，你如何去提供一個合適環境，一個合適政策保護出來從政這一批人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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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蘭指加拿大應強硬回應外國干預 保護從政者安全
“港版國安法”早已使加國港人禁聲 在加遊行人數略有減少
談到這次莊文浩國會議員事件對已經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心理衝擊，會否導致更多移加港人自我審查禁聲，甚至是斷絕與在香港的家人聯繫時，馮玉蘭坦言，早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中實施後，其實這擔憂早已存在。
馮玉蘭繼續說：“我們知道，就算移民往加拿大的香港人，其實他們很多人當中在香港有父母、還有祖父母，或者他們本身從事生意，可能有一些千絲萬縷的一些後續工作需要進行，可能還需要回去香港，所以，國安法對現在港人的影響，確實有一部份已經出現了所謂自我審查的情況。”
港加聯提到，國安法實施後，該組織在加拿大舉辦的眾多延續抗爭和平集會遊行中，已經看到參與人數略有減少，所有參與者在出席活動時均戴上口罩或包裹面容，避免讓人拍照，讓人臉識別系統辨認身份，危及日後可能在返回香港或中國大陸時的自身安全。正因如此，他們作為一個支援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者，也特別相應推出保護措施，在舉辦活動時要求攝影師避免正面拍攝參與者面容，在有需要時聲音也會作特別處理。
縱然早已離開香港 港警仍上門搔擾家人搜證
馮玉蘭繼續說，中國或香港當局威脅加拿大敢言人士在香港的親屬一直存在，她本人也接觸過一些透過加拿大“救生艇”政策來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得悉他們在香港的家人仍然受到香港當局監視，在某些個案中，香港的國安處或警察上門到家中搜查一些留下來的文件，希望能獲取更多證據進行監控。
她續稱，如果這些港人身處加拿大或在海外社會，這實質的威脅還是比較少；相反，留守在香港的一些親戚，他們面對的威脅，卻是千真萬確的。她也分享了自己一些親歷的遭遇。
她說：“就以對加拿大境內的人威脅(來說)，其實我本人長期以來，中共都找一些人打電話來威脅我，說你幹甚麼？你已經離開了香港，你還要這麼多事，關注香港問題。當然我不認同這種說法，他們說，若你繼續，你要小心你自己，可能要預計後果。”
港加聯12年前接待支聯會 但目前所有與香港聯繫已趨謹慎
早於2011年8月份，當時還未被迫解散的香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 到加拿大進行籌款活動，港加聯也是接待的加拿大幾個團體之一。現已在獄中的時任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這次訪問加拿大行程中表示，他帶領香港支聯會核心成員訪問北美，是希望聯繫更多海外華人民運團體，建立聲援中國民運的網絡。
事隔接近12年後的今天，港加聯負責人馮玉蘭表示，既然香港公民社會已遭瓦解，一國兩制已死，他們也不會如以往般與在香港的團體或個別知名人士聯繫，他們的溝通方式已轉向謹慎，需要適當安全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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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蘭指目前與香港公民社會的溝通乃謹慎地進行
她說：“所以我們在海外做香港所謂橋樑工作的機構，例如我們港加聯，其實目前來說，為了要保護香港目前碩果僅存一些的組織者，即是還未被監禁、未被控告的組織者，(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們也盡量避免在電話上，或其他渠道與他們談及香港政治問題 。這一種減少這方面的討論，最主要我們希望保護他們安全，在現時這個政治氣氛這般低迷時候，是一個必要措施 。你說這又是否所有溝通渠道都被完全禁止？並不是的！我們也有一些可以信任的香港人，繼續與我們保持聯繫 。”
馮玉蘭解釋，能將香港最新消息有效地傳達給港加聯，使該組織可以有效地告知國際社會，讓包括加拿大政府及其他國家衡量情況實施有效措施繼續支持香港，是必需的。他們預計在未來相當一段長時間，外界與僅有香港公民社會的接觸聯繫，也必須謹慎地進行。
港裔加拿大人不是全部回流向錢看 也有推動平權功勞
記者提到一些外界對部份早年80、90年代移民加拿大的港人，在獲得公民身份後，又回流香港只顧賺錢，對加拿大社會無所貢獻的標籤化批評時，馮玉蘭特地予以“糾正”，指這印象不是全部的事實；相反，確實有港人在過往幾十年中不懈地促進加拿大社會公平發展。
她說：“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頗為被社會定型的一種錯誤看法。因為我可以跟你說，就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如你重提華裔加拿大社區運動史，表現得最積極，起了先鋒作用的，正是港裔加拿大移民。我舉一個例子，全國平反人頭稅與排華法運動，就是由全加華人協進會，簡稱叫“平權會”帶動進行，於2006年時候成功地爭取政府對我們整體華裔加拿大社區在國會提出道歉，也對受苦的人頭稅苦主與遺孀，提供了每人2萬(加)元金錢上的賠償。”
面對荊棘前路，還有心繫“祖國”的中國大陸移民數目不斷增長壯大，這位港加聯主席對港人在加拿大的公民社會運動，以至持續關注香港局勢的力度，還是信心滿滿的表達了盼望，她在年輕新一代來到加拿大的港人參與者中看到曙光。她說，近年一群新來到的香港人，絕大部份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及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當中他們更親身參與並帶著頗為強烈罪疚感，導致他們很想尋求方式，繼續支援仍然留守在香港的同路人。
正是新力軍這份熱衷，馮玉蘭不帶悲觀，在洞悉時局中，看到了目前香港自由公民社會受到中國的打壓，是與國際形勢緊密相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