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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文革(1)：劇烈衝擊 （上）
文革，全稱叫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發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革的正式開始。按照當時中國官方的說法，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原因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文化領域的很大一 部份權力，形成了一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要發動廣大群眾把權力奪回來。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 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肅的專題報導，第一集的上半部，首先概要看看文革的始末。
1976年9月9號，中國共產黨四十多年的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人毛澤東故去，中國舉國上下籠罩在一種沉寂和有些壓抑的氣氛之中。不過，這也預示著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革即將結束。
*四人幫政治生命隨毛澤東生命結束*
就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10月6號，被稱為“四人幫”的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以及毛的另外三名親信被軍方支持的中共元老派逮捕，文革也隨之結束。
回首當年，人們發現這段歷史仍然是那麼值得思考和探討。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歷史學教授鄧鵬博士說：
“人對過去的關懷實際上反射出他們對今天、對未來的一種展望。而且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有一種記憶。這種記憶是人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重要屬性。沒有記憶就沒有文明。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也是沒有前途的。”
*文革起點*
文革，全稱叫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發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革的正式開始。
按照當時中國官方的說法，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原因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文化領域的很大一 部份權力，形成了一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要發動廣大群眾把權力奪回來。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高層巨變*
在這場“革命”中，中國的最高領導層發生了一次次驚天動地的巨變。
文革十年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生命最後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具有爭議性的十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自身歷史最諱莫如深的十年。
文革使中國第二號領導人--國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劉少奇變成最大的“走資派”，於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來中共黨內排名第六的林彪一躍成為中國的“副統帥”，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但是幾年之後，這位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身敗名裂，陳屍中國北方的鄰國蒙古，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和原來名不見經傳的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成為權傾一時的“四人幫”。但也因此成為中共的階下囚。江青最後在獄中自殺。
最具有戲劇性的是，文革曾經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成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人物。然而在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一個接一個如曇花一現般敗落之後，歷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成為文革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多少人家破人亡*
文革中，無數的人被迫害致死。在高級官員當中，除了劉少奇之外，還有中國軍隊十大元帥當中的彭德懷和賀龍，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副省長、副部長以上幹部一共有40個人被迫害致死，佔3.2%。
文革中還有大批的人自殺，其中包括《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著名記者范長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含)。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高皋現在回憶起文革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打死人，抄家，在思想上的壓迫、壓抑。”
*武鬥 屠殺 內戰*
文革期間，中國各地各種造反派別之間曾經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當時的說法叫“武鬥”。這種武鬥遠遠超出了人們印象中的街頭鬥毆和黑社會械鬥的程度，而是使 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現代武器在內的有組織的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國的軍隊也曾經部份捲入這種武鬥。後來在毛澤東的命令下，軍隊也曾經對一些武鬥派別進行過 無情的鎮壓。
在美國的文革學者宋永毅說：“南京大屠殺，根據比較可靠的材料，就是說當時的聯合國(國聯)公佈的材料，大概20萬人被殺，那個是日本軍隊，侵略軍隊殺了 我們的人。那麼你知道廣西一個省在1968年“七·二四命令”之後，軍隊向其中的一派造反派，叫“四.二二派”進行圍剿，就是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時候，殺 了多少人？根據內部的，秘密的，這個是他們中共的檔《廣西文革大事記》，就殺了20萬人。你想想，一個是在戰爭時期殺的；一個是在非戰爭時期。一個是異 族人殺我們的本族人；一個是自己的本族人殺本族人。”
有人用“全面內戰”形容當時的中國。不過，這是一場奇怪的內戰，因為衝突各方都聲稱忠於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而且各派的陣線也在不斷變化，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成為反革命派。
*死難 株連 流離*
中國官方從來沒有公佈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但是各方的估計是大約二百萬到一千萬人之間。受到文革衝擊、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估計有1億6千萬到兩億人。而中國當時的人口不到8億人。
要知道，這並不包括那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數以百萬計的下放幹部和家屬。
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約1600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隨後進入中國的農村地區。
1968年，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說：“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份批下放勞動。”於是，全國上下數以百萬的幹部以及他們的家屬被送往農村。
年輕人上山下鄉，幹部下放勞動。這些人最終絕大多數返回了城市。這一下，一返，給中國無數的家庭帶來了說不完的悲歡離合故事，也給一些家庭帶來永遠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