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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多少中國民眾相信官方有關香港抗議的宣傳
香港民眾近來發起萬眾一心的抗議行動，表示反對香港特區政府提議修改逃犯條例的抗議，中國共產黨當局進行了全方位的資訊封鎖和新聞檢查，同時進行一邊倒的宣傳，調遣所謂的五毛黨（即偽裝為普通線民的官方輿論操控特工人員）為中共造勢，並全面封殺批評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蔑視民意的線民言論。這一局面導致外界對究竟有多少中國人相信中共的宣傳感到迷惑。然而，批評者指出，其實中共自己最不相信自己的宣傳。
成百萬的香港民眾上個月上街遊行示威，抗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動修改逃犯條例，使中共當局今後可以將先前到香港綁架人將到中國大陸的行為合法化，可以任意把在香港的人抓到中國大陸去接受中共控制下的法院的審判。
在中共領袖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大陸，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公開宣揚堅決不要司法獨立，稱，“要堅決抵制西方‘憲政民主’、‘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影響。中共官方媒體則公開宣揚中國的司法必須是給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子。
香港民眾對聽命於習近平當局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堅持不撤回修改逃犯條例動議的抗議仍在繼續。與此同時，中共一方面指令其控制下的中國媒體包括網路媒體對香港民眾的抗議活動，以及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香港人感覺忍無可忍表示公開抗議的資訊進行全力全方位的封殺，另一方面則開動宣傳機器和調遣五毛黨大力宣傳抗議者要麼是受外國敵對勢力操控，要麼是暴徒。
在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有關香港抗議活動的典型的言論包括：
- 香港就像被慣壞的孩子一樣。 改革開放繁榮了一國兩制的經濟，忘本之後一邊因大陸增長了經濟，一邊瞧不起大陸人。 香港物價和住房都死貴。 雖然有優良的制體但如果忘本，經濟也會衰退。動亂會讓一切衰敗。
- 香港，自我們接受教育以來，都推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每每看到這樣的新聞，心都會很痛，我們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不團結，組織的潰敗往往是從內部開始，為什麼我們不能愛護自己的國家，維護祖國的團結呢？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衝突加劇。我愛我的祖國，衷心祝願祖國統一。
這種輿論一邊倒的形勢不但使一些對中國只有粗淺瞭解的人感到困惑，而且也顯然也使擅長報道國際新聞、報道中國問題的美國《紐約時報》一些記者感到困惑。
7月1日，《紐約時報》英文版發表分析報道，大標題是“為什麼很多中國人反對香港抗議活動”，小標題是“不僅僅是（他們接受了中共當局的）宣傳”。7月2日，《紐約時報》中文版再將該分析報道翻譯成中文發表。
該分析報道一方面承認“獨立的民意調查在中國是不允許的，因此判斷公眾對香港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猜測，”另一方面又講述了一個它所說的“令人意外的”的事例，這就是，在美國名校接受了教育、在香港工作4年並且沒有打算從香港搬回內地的一個中國人，可以獲取自由的新聞而不是只能根據中國官方宣傳瞭解香港抗議活動，但這位中國人也對香港的抗議者持強烈的批評和反對態度，認為他們的抗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報道說：“（這些中國精英專業人士）的觀點表明，中國人對香港的強硬立場超出（中共當局的）宣傳。從中可以看到，在中國許多人如何看待這座城市- 進而引申到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上，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反映出人們對許多人稱之為中國模式的成功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以個人權利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推動中國人民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世界，對香港抗議活動的懷疑態度表明，這種看世界的方式已經深入人心。這種想法認為，自由不能當飯吃。香港人享有的那種個人權利 - 在媒體、法庭和街道上挑戰政府 - 將在中國導致混亂，讓人們回到貧困和饑餓的時代。”
在紐約出版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說，他知道《紐約時報》的那篇分析報道在許多中國人和中文讀者當中引起了很多爭議和批評，因為該報道給人的印象是中共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使包括很多可以獲得自由的資訊的中國人也聽信並認同了中共的宣傳。
胡平說，有一個簡單的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連中共當局自己也不能否認的，這個事實就是，中共自己也不相信民眾接受並相信了它的宣傳。他說：
“在這一點上，中共當局自己就很清楚。所以，中共當局從來不相信所謂的民意調查。儘管很多民意調查，包括西方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學者、學術機構、民調機關在中國做調查，說是中國政府享有的民意支持度和信任度之高，甚至遠遠超過民主國家的政府，等等。但對這些調查結論，最不相信的就是中國政府自己。因為它要是真相信，何必還要把什麼事情都壓得那麼緊呢？”
胡平說，許多中國觀察家知道，除了那些中共網路輿論特工之外，中國人對香港抗議問題有多種不同的看法，對那些看法需要進行仔細的分析和解讀；而《紐約時報》作為面向美國、面向西方讀者的西方報紙，在報道中國人這些細微的微妙看法時就顯得比較力不從心：
“據我瞭解，中國國內有些人對香港反送中運動有些不同看法，其實他們是著眼於另外一個角度。他們無非就是認為，你香港人越是爭取越是鬧，當局恐怕就會越是打壓，這樣反而對你們不利。這並不表明他們支持中共當局的打壓做法，也並不表明他們對港人捍衛自己的自由、法治的行為不以為然。他們只是根據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所見所聞，認為民間的抗爭常常是得不到成果，反而是招來進一步的打壓。他們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價值觀跟香港市民、跟我們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而（西方）媒體的報道一般就很難把這麼複雜的意思表達出來。”
自從在外國勢力（蘇聯）的資助和支持下武裝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中共當局公開宣揚實行輿論一律，將反對和批評的聲音視為非法言論乃至非法行動。在習近平2012年上臺以來，在其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表達自由的中國，“妄議中央”甚至成為一個不見於中國法典的正式罪名，中共當局公開以言治罪，更使許多中國人謹言慎行，不敢說可能讓當局不高興的話。
這種局面是否也導致了《紐約時報》這樣的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民意動向的時候遇到特殊困難呢？胡平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非常自然的：
“很多人，你要是去問他們，他們確實是那麼說（說中共認可或愛聽的話）。哪怕是在匿名的情況下也是那麼說，向外來的記者、進行民調的人說真話對他們自己的安全並沒有威脅的情況下，他們也會說一些跟官方的調子在很相似的話。這都是非常自然的。因為你想想，我們都是從中國來的，我們應當知道一般的人都說成習慣了，不會僅僅為了接受一個採訪，一看你是外媒，就滿足你的需要，就一下子說出真話來，而是在別的場合怎麼說，在這個場合還是照樣怎麼說。這也不能代表他的真實觀點。”
長期研究中國政治和歷史的學者胡平說，對中國問題觀察家甚至是中國人來說，觀察中國民意還有一個超絕的困難。他說：“還有一種情況我們都很清楚。你想想，（中共當局調遣野戰軍殺進北京真要要民主反腐敗的抗議者的）六四事件過去都30年了，而且互聯網的打壓日甚一日，這種情況久而久之必然造成一種後果，那就是很多人不能把自己所想的變成所說的，到後來就會把自己所說的變成所想的。”
胡平舉例說，對一般人來說，自己心裡想說什麼但不能說，只能說言不由衷的話，這種分裂會導致人的焦慮，於是有人為了克服這種焦慮，便努力去相信自己所說的言不由衷的話。
胡平說，他本人的親身經歷是，在1970年代中期，中共獨裁者毛澤東慫恿他的打手即後來人們所說的“四人幫”為非作歹，在中國引起很大的民怨。他在四川成都那時候跟許多人私下裡閒聊，不存在告密的問題，但是那些人在閒聊中所說的話居然也是認同為非作歹的四人幫的。然而，在1976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抓捕，那些人也跟其他人一樣敲鑼打鼓，歡天喜地，一夜之間就變臉了，從而讓他認識到先前他們看似認真的認同四人幫的言論其實並非反映了他們的真實想法。
眼下中國公眾對香港抗議問題和其他許多重大問的真實想法就究竟是什麼依然成謎。但對觀察家來說，現在有兩個事實是清楚的。一個是中共當局自己也不相信民眾聽信並相信著中共當局的宣傳，一個是中共當局嚴禁獨立於中共控制的機構對中國民意進行科學的調查。
在中國政府發佈的最新市場准入清單中，新聞出版和民意調查被列為禁止外資進入的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