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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年下中國富豪有增無減 共同富裕夢依然遙不可及
11月底最新發布的胡潤富豪報告顯示，中國千萬人民幣淨資產以上的高淨值家庭規模比2021年增加4萬戶。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長達三年的清零政策影響了全國無數的中小企業和個人，餐飲、旅遊、娛樂和零售行業從業人員損失尤其慘重。在此貧富差距愈發顯著背景下，中共一直強調的“共同富裕”的目標，顯得更加遙不可及。
中國富豪財產依然在增加
11月底，胡潤百富與中信保誠人壽聯合發布了《2022中國高淨值人群家族傳承報告》。報告顯示，中國擁有千萬人民幣家庭淨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206萬戶，較上年增加4萬戶。過去一年，高淨值人群中的金領佔比上升，企業主佔比下降。
資料照：北京一家酒店內豎起的胡潤百富榜。 （2012年10月19日）
據報告統計，中國擁有600萬人民幣家庭淨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達到508萬戶，比上年增加7萬戶，增幅1.3%；擁有千萬人民幣家庭淨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206萬戶，較上年增加4萬戶；擁有億元人民幣家庭淨資產的“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13萬戶。
從地區分佈來看，廣東是擁有千萬人民幣淨資產“高淨值家庭”最多的地區，比上年增加9000戶，達到30萬戶，其中擁有千萬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有16.9萬戶。
報告還顯示，北京（29.8萬戶）、上海（26.2萬戶）、香港（21.1萬戶）、深圳（7.9萬戶）與廣州（7.1萬戶）依然是擁有高淨值家庭最多的城市。在前5個城市中，深圳的高淨值家庭規模增幅最快（同比增長4.4%），香港的高淨值家庭規模下降，同比減少5.4%。
資料照片：上海車展上展出的豪華轎車。
從“高淨值家庭”的職業構成來看，有50%是企業主，30%是金領，即大型企業集團、跨國公司的高層人士。
“共同富裕”的理想淪為爛尾樓口號
今年10月中旬在中國共產黨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做的報告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到“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強調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他在報告中說，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劉元春在會後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要完善分配製度，就必須完善再分配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領域是稅收：“要從流轉稅到所得稅再到財產稅，這是發展的大方向。包括此前已經試點的房地產稅等，還需要進一步推進。”
雖然劉元春的解讀不能代表官方態度，但還是引起了包括外國媒體在內的各大媒體的關注，尤其是之前被廣泛熱議的房產稅問題。
美國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 （截圖自採訪視頻）
位於美國的“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告訴美國之音：“二十大以後一個普遍現象非常好玩：對習近平最不滿意的是哪批人？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商人。你看那幾天股票掉的那麼厲害，就是一個反映。我遇到很多的商人，他們的反對情緒，他們的言辭，比我們異議人士還要激烈的多。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我覺得從這一兩年中國人的心態和他們的反應來看，實際上他們非常焦慮，對習近平越來越產生不信任，而且有恐懼感。直接的一個表現，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在離開中國。他們害怕他們的財富被用‘共同富裕’的口號給一定程度上的沒收，未來的發展前景也非常暗淡。”
不過，楊建利不認為房產稅、遺產稅等稅會被很快加徵。
他認為，共同富裕並不是今天中共或者習近平提出的新理念，而是古今中外人類共同的理想：“但是目前從人類發展到今天的狀況來看，解決共同富裕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如果是按照共產黨的老辦法，以殺富濟貧的辦法來實現共同富裕，實際上實現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貧窮。在中國生活過的尤其是50歲以上的人都有這個親身經歷。習近平也是這個年代的人，因此我認為，他不會愚蠢到要用非常簡單的殺富濟貧的辦法來實現所謂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他知道那個行不通，所以他必須尋找一個新的辦法。”
關於胡潤報告裡提到的上千萬資產家庭的數量不減反增，楊建利認為，那是因為這個階層還不是首要的受打擊目標。 “習近平目前所要做的事情，也不是說要像大家所說的公私合營，把所有的私有財產慢慢給你剝奪了，也不是消滅經濟。”
“他要解決的首先是最富的那批人，他認為資本在無序發展。最富的這些人富可敵國，產生了另外一個政治效應，就是這些人一旦和共產黨和習近平不是一條心的話，肯定會給他造成政治上的威脅。”
楊建利認為，現在中共要做的就是對最高階層的這些資本做限制，對中國的經濟做一定的控制。 “控制不是計劃經濟，他要保持市場，保持私有財產，但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有政府可控的一個過程。對私有財產來講，你要知道老闆是誰。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去發展去掙錢，但是我想干預就干預。”
“很多人認為他要走到文革，然後消滅私有財產，變成北韓（朝鮮），這些都是比較過分的一種猜測。我覺得，他要完成的實際上就是更多的控制，有點像日本或者德國在戰時的經濟狀態。就是政府做最主要的控制，你還保留你的私有財產，保留市場，進行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換。但是我政府作為最主導的力量，必須服從我的指揮。”
楊建利補充說，這個階層普遍感到非常恐懼。 “由於中國人過去經歷過共產黨的公私合營，共產黨數次對資本家、對農民的欺騙，經歷了計劃經濟下的赤貧，普遍的貧窮，所以你稍微動作往左邊走一點，大家就會感到非常恐懼。”
中國高淨值家庭依然憂慮重重
胡潤報告稱，從“高淨值家庭”的職業構成來看，有50%是企業主，30%是金領，即大型企業集團、跨國公司的高層人士。
然而，近年來，中國許多中產人士以及富豪人群討論得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如何“潤”出中國。
“各國的移民生意都好的不得了，歐洲，美國，加拿大。這反映出這個階層普遍的恐懼”，楊建利對此現像這樣評價。
今年40歲，家住上海的梁先生和愛人擁有浦西某高檔小區的一套兩居室公寓，梁先生經營自己的外貿公司，收入頗豐，梁太太則專職在家照顧15歲的獨女。
最近幾年來，原本堅持讓女兒在中國國內唸書的梁先生，開始動搖了想法。梁太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談到女兒的出國上學問題時說：“我之前一直是有這個想法的，她爸爸不同意。現在她爸爸也覺得可以嘗試一下。我樓下幾個鄰居的孩子都在國外，他們老說你們怎麼還在國內？”
梁太太坦言，原本不希望女兒出國的梁先生，最近對現實感到失望。 “他是因為覺得國內這幾年的環境不是特別友好吧。現在這種政策他其實看了也是搖頭的，之前還跟我理論一下，現在也不吱聲了，覺得這有點過分了。我說那就讓小孩子出去見見世面吧。”
梁太太前一陣子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三個月，每天忙於上網搶菜，心情十分焦慮。最近稍微放鬆之後，她打算把女兒從公立學校轉到私立學校以便打好英語基礎，卻發現可能轉學並不如她所想的隨心所欲。
“教育局會設限制。你轉學籍的話，教育局就會卡著學籍不放”，梁太太抱怨說：“我也是才知道，今年9月有新的政策出來。其實上海的民辦學校挺好的，我給民辦學校發了申請，打了電話跟他確認一下面試啊什麼的。然後民辦學校說，面試即使通過，轉學籍的話可能會有一點點問題。上海教委不是打擊民辦嘛，公辦轉民辦現在收口非常緊。”
梁太太還告訴美國之音，她女兒同班同學一家三口，原來也沒有出國計劃，但是今年春天因為一家感染新冠被強行送往方艙醫院之後，立刻改變了想法，決定送孩子出國讀書。 “現在整個氛圍就特別特別的緊，走到哪都感覺氛圍不是那麼友好，越想越生氣。”
生活在北京，供職於某外企的高管周女士，和先生在北京以及廣州均擁有房產，算是標準的高淨值家庭。儘管北京一直沒有實行像上海那樣全市範圍的嚴格封控，週女士也一直可以每天去辦公室上班，但是她向美國之音表示，自己每次想到可能會面臨的封城就感到憂心忡忡，甚至焦慮。
“我可能焦慮到頂點了，我已經不焦慮了”，周女士說：“前一段時間特別焦慮，每天都要買各種吃的，給家里屯糧食。冰箱裡塞滿了，看到有賣的我還是想買點。我怕突然沒吃的，我怕跟上海一樣搞三個月。”
“我感覺真的大規模像上海那樣的封控，北京市應該做不出來了，因為他現在沒有人力物力。但是我老是有這種擔心，像上海，3天變成5天，變成1星期，變成3個月。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家有老人孩子，還有藥這些問題，不屯不行啊。真到那一天，餓死倒不至於，沒那麼慘，但是你的生活沒法過了啊，是不是。”
周女士所居住的朝陽區，雖然最近政策有所鬆動，但是因為上小學的女兒因為學校要求，每天都必須做核酸，而同住的孩子父母以及外公外婆，也必須一起做，其間的亂象讓周女士不堪其擾：“朝陽區核酸太亂了，有時候只半天，有時候到下午兩點，有時候到晚上七點。老師要求每天上午所有學生必須出去做，還有同住人。”
周女士告訴美國之音，她們一家也不是沒考慮過移民到海外，但是覺得自己年齡略高，到了國外可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生活質量會大幅度下降：“確實我身邊有好多人都覺得應該要移民，但是你也得移得出去呀。”
周女士表示，即使做不到移民海外，她也一定要移出北京：“去哪兒我不知道，但是移出北京我覺得是肯定的。我覺得現在有點知識，有點文化的都想跑吧。昨天我一個朋友，是個單身母親，也決定盡快出國，因為她覺得實在沒法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