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即將閉幕。有西方傳媒注意到，採訪今年兩會的外國記者似乎增加，包括美國之音在內，一些多年無法取得中國採訪簽證的西方媒體，今年都獲得臨時的短期記者簽證。分析認為，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中國與西方關係緊張之際，北京此舉或許是希望展現其開放的姿態。但中國突然取消有30年傳統的總理記者會，讓這項努力的效果大打折扣。
增加臨時外媒記者簽證為哪般？
彭博社駐北京記者慕克崙(Colum Murphy)在前身為推特的社群媒體平台X上發文稱，他注意到今年報道兩會的記者裡，多了不少手持短期來華簽證的外國記者。慕克崙3月4日的推文說：“在前往大會堂採訪兩會的媒體大巴上，我聽外國記者說，他們之前申請了好幾年，這是第一次給他們記者簽證。”
美國之音記者查閱兩會記者報道時發現，這次兩會確實出現了不少歐美主流媒體臨時來華記者的身影，比如美國之音記者比爾·加洛(Bill Gallo)、英國《衛報》記者艾米霍金斯(Amy Hawkins)、泰晤士報記者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CNN記者西蒙妮·麥卡錫(Simone McCarthy)、CNBC記者薩姆·瓦達斯(Sam Vadas)和《澳大利亞人報》記者威爾·格拉斯哥(Will Galasgow)等。
雖然中國政府在往年兩會期間也會給外國媒體發放臨時記者簽證，但是美國前總統川普時期美中互相取消大批記者簽證，再加上中國在三年新冠疫情中幾乎與世隔絕，本次兩會新添若干外國面孔還是令人耳目一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取得臨時來華簽證的記者裡，有不少是在本國已經等待中國外交部批准長期簽證的記者，他們有的已經等待一年多，甚至更久。
外國媒體一般派遣長期駐華記者（持J1簽證）及臨時駐華記者（持有J2簽證）至中國。長期駐華記者以前通常能拿到有效期為至少1年的簽證，但是近年來隨著美中關係惡化和中國對媒體的高壓管制，能拿到1年簽證的記者已經越來越少，經常被縮短到半年甚至3個月。臨時駐華記者通常是為了報道諸如兩會、一帶一路峰會、奧運會之類的大事而獲批短期簽證，此類簽證一般有效期從幾天到幾週都有。
「那些等了很久J1簽證的記者這次給了短短的J2簽證，中國政府多多少少有點考驗他們的意思，」一位曾經在駐華分社工作的外媒記者告訴美國之音（根據受訪者要求，姓名被隱去）。他猜測，中國這次要「考察」這些記者們是否在兩會報道上說中國「好話」還是「壞話」。如果說好話，沒準接下來能發放長期的J1簽證；如果說壞話，那麼估計記者還要沒完沒了的等待。他補充說：“當然，中國政府肯定也是希望有西方媒體關注兩會的。”
另外一位不願具名的前駐華外媒記者也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中國外交部是出於對等原則才批准了高於往常的臨時記者簽證，因為美國在2023年11月舉行的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期間也給了中國記者大批短期記者簽證。
美國之音記者向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詢問中國政府是否因兩會向外媒記者多發放了臨時性質的短期J2記者簽證。截至發稿時，中國駐美大使館未予置評。
根據中國官媒新華社消息，本屆兩會有3000多名中外記者報名採訪，其中中國境內記者2000多名，港澳台記者和外國記者1000多名。
取消總理記者會釋放矛盾訊號
不過，中國政府想展現的對外媒開放的形像很快就被取消有30年傳統的總理記者會的新聞所取代，使之反而成了外國媒體競相報道今年兩會的一個焦點，紛紛猜測中國政府做此決定的原因，是否為資訊更加不透明、國務院和總理進一步被矮化、強調習近平「定於一尊」的信號。
每年全國人大閉幕後的中國總理記者會上，有哪些記者可以發問，問哪些問題，都經過外交部提前篩選和安排，基本上不存在總理被記者「突襲」的情況。但總理記者會幾乎是每年唯一一次中外記者可以直接面對中國第二號領導人的機會。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認為，批准更多外媒記者入境報道兩會，是中國政府希望用開放的姿態安撫投資者。他告訴美國之音：「總理記者會這個弱化跟二十大定下的立場有關。因為現在黨是主導嘛，以前是黨政分開，黨政有兩個系統，現在基本上就是全部服從黨這邊，所以這應該是結構上的問題。但是中國確實是有開放姿態的信號的。”
另一位資深前駐華外媒記者告訴美國之音，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是因為中國政府「根本不理解世界想要什麼」。（根據受訪者要求，姓名被隱去）他說：「因為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北京和世界對『透明度』的認知總是存在偏差。北京認為自己給了很多外媒簽證，那麼有很多媒體報道，就等於給世界加大了透明度。但事實上，一個簡單的總理發布會的調整，認知就完全改變了。”
對於報道兩會的外媒記者來說，雖然他們有了「身臨其境」和較快獲取官方數據和政府正式表態的機會，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採訪。BBC駐華記者麥笛文(Stephen McDonell)於3月6日在人民大會堂的遭遇便是典型。當他試圖詢問中國人大代表對美國大選的看法時，幾乎沒有任何代表願意回答他的問題。
曾經擔任《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多年的張彥(Ian Johnson)對美國之音說，記者以前還可能從兩會獲取一些信息，但現在它變成了空洞的宣傳工具。
張彥曾經早在1994年到2001年就擔任《巴爾的摩太陽報》和《華爾街日報》的駐華記者，多次報道中國兩會。他說：“那時候的兩會還能讓記者自由提問。他們不一定會叫你，但是會跟你溝通：你想問什麼問題呢？那時候記者偶爾還是可以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回答的。”
張彥在2008年北京奧運後再度回到北京擔任《紐約時報》記者，那時候的兩會已經只讓記者問篩選過的問題了，而且外媒記者一般局限於經濟方面的問題。張彥直言，後來再也不參加兩會，因為他無法接受只讓提問篩選過的問題，對他來說，這和在家看電視沒有什麼不同。
他不參加兩會還因為自己不想充當「花瓶」：「中國老百姓以為他們的領導人在接受中外媒體的嚴厲提問，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就好像兩會本身，看著像議會，但其實根本不是。記者會成了山寨版的假記者會。”
2024年獲準進入中國報道兩會的記者還遇到一個他們毫無預期的困難：測核酸。雖然中國已於2022年底全面解封，但此次兩會仍要求所有參與人員持有新冠核酸陰性證明。有些行程匆忙的來華記者來華記者來不及趕上官方安排的測試，只能自尋管道測試，否則無法進入人民大會堂和「兩會」新聞中心。
常駐外媒記者處境仍艱困
在中國僅剩的為數不多的常駐記者的日子更不好過，出門採訪被警察暴力對待已成為家常便飯。就在兩會開幕前幾天的3月2日，荷蘭國家公共廣播電視台(NOS)駐華記者達斯(Sjoerd den Daas)在四川成都報道四川信託爆雷引起的群眾維權事件時，被警察和便衣推倒，麥克風和攝影設備也被沒收。
外國媒體常駐記者的訊息被中國政府全國聯網控制，如果他們離開北京上海等常駐地去別的城市出差，往往在訂機票和飯店的時候就已經被納入盯梢名單。飯店有義務在外國記者入住的時候報告當地公安局，之後警察便會使用跟蹤和盤問各種騷擾手段迫使記者離開當地，放棄採訪報道工作。
本文採訪的前資深記者也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政府尤其不喜歡華裔記者，因為這些華人臉孔的記者出門往往比非華裔記者隱蔽性更強，而且通常被視為“叛徒”，哪怕他們從小並非在中國出生長大。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數據，截至2019年7月，共有46個國家327家新聞機構向中國派出常駐記者500多名，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三年疫情後，機構數和記者數均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