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星期四（6月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安排下週訪問中國。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日前表示，拜登政府尋求與中國對話是希望與中國建立類似美國和俄羅斯在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但對美中之間的合作前景，這位官員則認為“挑戰巨大”。有專家指出，鑒於美中現在的結構性競爭，相比於合作，美中之間應該尋找建立“勉強容忍和克制”的框架，從而和平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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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預計下週訪華尋求建立危機管控機制 但美中合作“挑戰巨大”
坎貝爾：美國尋求建立危機管控機制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 本週二（6月6日）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場討論會上說，美國尋求與中國的溝通，是希望建立一個類似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
他說：“在冷戰期間，我們設法有效地創建了一個機制，允許在意外衝突或緊張時刻進行危機溝通。我可以公平地說，我們還不能與中國做到這一點。中國一直不願接受和參與建立這樣的機制。”
他說，隨著中國力量的增長，中國的軍隊與美國的軍隊發生摩擦的機會要比以前多得多，“誤判疏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越來越多。”
6月3日，中國軍艦在台灣海峽差點與正在執行美加聯合任務的美國驅逐艦“鍾雲”號碰撞，當時兩艦相距不足150米。
6月3日，中國一艘軍艦“危險地‘快速超越在台灣海峽的美國”鍾雲“號（ USS Chung-Hoon) 驅逐艦，兩艦相距不足150米。
美中之間的溝通的渠道最近才慢慢打開。這個星期早些時候，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最高官員、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台灣事務高級主任貝莎蘭(Sarah Beran)了訪問中國。上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曾秘密前往北京。5月底的時候，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也曾在美國會晤到訪的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
不過，美中兩國的國防部長還沒能坐下來好好地談一談。兩人6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會上僅握過手，有過短暫交談。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Vedant Patel)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國之音關於康達與中方會談的提問時表示，以面對面的會談或接觸來延續雙方的討論是無法替代的，無論它們是在華盛頓或北京。
他說：“我們的看法是，國際社會期盼我們負責任地管控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那是我們打算要做的事。康達助卿與國安會資深主任貝莎蘭的這些接觸就是那個努力的一部分。”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 6月2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發表主旨演講時就呼籲美國與中國進一步接觸。他說，美中需要“護欄”或保障措施，這將有助於避免潛在的衝突或對抗。國與國交流是避免潛在“災難性後果”的最佳方式。
美中合作挑戰巨大
在20世紀60年代，冷戰最激烈的時候，美國和俄羅斯不僅可以對話，甚至也有合作。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前蘇聯病毒製備研究所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天花疫苗。
坎貝爾在哈德遜研究所的研討會上也談到了美中合作的前景。他首先強調拜登政府的政策，即投資國內，加強自身在技術上的實力，與盟友聯手，共同捍衛二戰以來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他隨後表示，拜登政府同時還要與中國展開“謹慎、負責任和務實”的外交(careful, responsible, pragmatic)，因為中國永遠會在那裡。他強調，美中進行適合的外交的重要性。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出席華盛頓智庫CSIS研討會（2023年1月12日）
“重要的是要確保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上進行適當的外交，無論是氣候變化還是芬太尼，還是伊朗、朝鮮、烏克蘭，在這些重要話題上，我們都需要交換意見，看看能否避免挑戰，在某些情況下，是否還有一致性。”他說。
在被問到美中在這些方面是否有取得進展時，坎貝爾坦承：“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那樣（要求）有點太過了。”
去年8月，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訪問台灣後，中國宣佈暫停與美國在多個領域的雙邊合作，包括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中美氣候變化商談，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至今，美中在這些領域的合作都沒有恢復。
美中之間也沒有高層對話，直到去年11月。當時，拜登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G20峰會期間會晤，指示雙方官員為兩國關係設立“底線”和安裝“護欄”。但是，今年2月的“間諜氣球”事件將兩國關係打入谷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不得不取消原定前往中國的訪問計劃。
美中為何難合作—美國希望“分格化”管理關係，中國傾向做“交易”
美國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韻認為，美中目前不同的交往策略導致美中之間不可能有任何有意義的合作。
她最近在美國小布什總統中心(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Center)的一場研討會上說，與美國試圖“分格化”（compartmentalization）管理與中國的關係不同，中國一直以來傾向與美國做“交易”。
“拜登政府的分格化管理與中國政府把所有問題連在一起的方式，或者說在對美交往中與美國進行交易方式形成鮮明對比。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這兩種不同的方法造成的緊張關係會導致美中不太可能在任何問題上進行關鍵和有意義的合作。”
她解釋說，在與美國交往時，中國已經“嫻熟地”建立了一套以交易為基礎的交往方式。即美國如果需要我們做這個，那麼美國必須做些什麼來交換，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當拜登政府決定“該競爭時競爭，該合作時合作”時，這讓中國無法做出回應。
她說，目前美中關係僵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不知道如何對美國作出回應。她說，中國會認為拜登政府的“分格化”策略沒有給予中國採取合作回應的動力。
2021年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拜登政府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是競爭-合作-對抗，即在“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2022年5月，布林肯在另一次有關中國政策的重要講話中對中國的政策做出了調整， 提出“投資、協同和競爭”的政策。雖然布林肯在演講的最後也談到了美中需要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不擴散和軍備控制、打擊毒品、糧食危機和協調全球宏觀經濟等方面進行合作，但專家們認為，與中國“合作”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中其實是有所“降級”的。
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 3月初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場線上討論會上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說，中國對與美國在打擊毒品、預防大流行病、應對氣候變化、反核擴散等問題上的合作並非真的有興趣，他們更傾向於把合作當成杠桿，迫使美國在台灣等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讓步。
他說：“奧巴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過，在我們認為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對全人類都有利的問題上就合作展開對話。但是北京並不希望這些對話有實質性的進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們在這些對話中的興趣作為杠桿，讓我們在那些我們看來與合作領域毫無關聯的問題上做出讓步。”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2021年7月26日在中國天津與中國官員舉行會晤。
在美國提出“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之後不久，2021年7月，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在與當時到訪的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會晤時就表示，“‘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對抗遏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有求於中方時就要求合作；在有優勢的領域就脫鉤斷供封鎖制裁。”
這應該也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觀點。今年3月習近平曾罕見公開批評美國，他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美國華盛頓的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Craig Singleton) 5月在外交政策雜誌上撰文說，拜登政府應該考慮“用北京能夠真正理解的唯一語言：互惠（交易），來取代共存和‘護欄’這樣的言辭。”
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成員，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Robert Manning）也曾告訴美國之音，美中應該“以互惠措施為基礎，一小步一小步，一塊磚一塊磚地，建立某種程度的信任。”美中之間的交流不得不是“交易性的”。
前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埃布裡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告訴美國之音，美中之間的問題是“結構性”的，而且中國基本上已經認定美國試圖遏制和打壓。他認為，拜登政府目前尋求與中國對話的努力有點“用力過猛”，而正確的方式應該是明確立場。
“我認為美國正確的做法是淡化言辭，明確表示我們不會阻止中國的發展，但也同樣明確告訴中國，它不應該認為可以成功攻擊我們的防禦關係和我們的立場地位。告訴中國，我們必須要鞏固我們的地位。”他說。
專家：美中“勉強相互容忍和克制”
美中關係到底能否走出低谷，雙方還有沒有沒有合作空間引發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關注。華盛頓的兩家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正在組織學者們聯手對美中在競爭中保持合作的可能性進行研究。
在這兩家智庫聯合舉辦的一場相關話題的研討會上，與會專家承認，因為美中結構性的競爭，現階段美中合作確實面臨巨大挑戰，但是，他們同時指出，競爭，包括安全領域的競爭，與合作並非“互相排斥”。
美國印太司令部公佈的視頻截圖顯示一架中國殲-16戰鬥機2023年5月26日以“不專業”方式在南中國海上空攔截一架美國空軍的RC-135偵察機。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麥艾維(Lily McElwee)指出，美中不僅應該在氣候變化、打擊毒品等“軟性問題”上合作，更應該在人工智能、防止核武器升級等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因為合作才能提升共同的安全。
她說：“人工智能武器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種明顯的國家安全問題，我們可以自己做決定，但如果沒有中方的合作，我們不排除人工智能引發的災難性國家安全災難。有很多例子顯示，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可以通過合作來提升，但是，我認為這並沒有得到北京或是華盛頓的重視。”
達特茅斯大學政府關係副教授詹妮弗·林德(Jennifer M. Lind)在研討會上指出，美中曾在北韓核問題上合作，以後也應該繼續合作。在建立軍事互信方面美中也應該繼續努力，即便是“撞了南牆”，也要繼續。
“本週發生的事件，很明顯，建立軍事信心、制定避免海上碰撞的措施和協議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我們必須繼續共同努力的事情。即便是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一直用頭撞牆，那我們也的繼續撞，直到有可能出現一個裂縫，出現我們要的戰略。”她說。
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 Mazarr)則指出，美中可能需要一個比“競爭和合作”更複雜的框架—“勉強互相容忍和克制”框架(grudging mutual toleration and restraint)，並在這個基礎上共存。
“這不是一種明確的合作，而是在特定問題上，我們雙方都採取足夠行動的方式努力穩定局勢。我們已經採取了這些行動。我們不認為這是合作，但我們願意承認他人，並包容他人在某個領域的行動、聲明和立場。他們也會容忍我們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有限的程度共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