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32年後 他們在Clubhouse找到重回天安門的感覺

六四屠殺32年後 他們在Clubhouse找到重回天安門的感覺

美國加州時間早上5點半，天還沒有大亮，為了不吵醒的熟睡的妻子，陳天石拿著手機躲到主臥的衛生間。點擊手機上Clubhouse的圖標，相隔三小時的東岸， 一個討論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房間已經開啟。

“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裡？經歷了什麼？”從4月15日起，美東時間早上8點半、北京時間晚上8點，Clubhouse上這個房間每天都聚集著一批人討論那場改變了很多中國人命運，也改變了中國政治走向的運動。

32年前的這一天，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病逝。這位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離世引發了一場歷時50多天，席捲中國400多個大中小城市呼籲民主、自由的運動。那場運動以中國政府出動軍隊，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坦克血腥鎮壓告終。

沒有人知道有多少生命在32年那個春夏之交的夜晚畫上了句號。有學者統計，武裝鎮壓可能導致數千人死亡，上萬人受傷。大屠殺後的清查與抓捕又曾讓幾萬人失去自由。

歷史的傷痛從未痊癒

第一天參加完Clubhouse房間裡的討論，陳天石去10英里外送一個包裹。

“在高速上我就流了10英里的眼淚，很難抑制住，因為我想起了我的同學們為民主運動作出的犧牲，想起我們在一起時的心願，” 他哽咽著說。“這場運動以悲劇告終，以屠殺告終，對我們來說，這個歷史的傷痛，我們心裡頭在滴血。它一直沒有好過。”

和房間裡的很多參與者一樣，陳天石也是89六四的親歷者和倖存者。那場運動改變了他人生中很多東西，包括他的名字。

陳天石不是他的本名。1989年時，他還叫章寶，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大四的學生。這個從廣西偏遠山區考到北京的年輕人目睹過毛時代的殘酷，體驗過城鄉的巨大落差和身份制度帶來的不公。研讀歷史和痛苦的思考讓他意識到自己被灌輸的教育充斥著謊言和欺騙。

學運期間，他毛遂自薦出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傳部長，積極投身運動。六四槍響後，陳天石開始逃亡。他找到一家髮廊，試圖通過化妝改變自己的容貌。髮廊用了假冒偽劣的產品，在他被抓捕關進秦城監獄後，頭髮開始大量脫落。

“如果沒有胡耀邦的去世，我仍然可能會像很多同學一樣畢業以後進入國家黨政機關、高等院校，或者出國留學，” 他說。“後來我去坐牢，在秦城坐了一年牢。取保候審後又被指定監視居住。我做了五年半北師大中文系學生。他們為了打擊我，連一張單科結業的證書也不願開給我。”

離開監獄後，陳天石隱姓埋名，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謀生。和很多曾因天安門坐牢的政治犯一樣，多年後他們仍然時常遭警方騷擾，生計常被當局斷絕。這樣的情況在他2017年來美國前的幾年裡尤為嚴重。

“我出來之前在大陸28年，我沒有過什麼自由，”他說。“這種屠殺一直從32年以前延續到今天。坦克、機關槍的屠殺是一種屠殺；維穩體制對我們自由的剝奪，對我們的壓制也是一種屠殺；這種官方的敘事、官方的版本，網絡新聞的封鎖，它也是一種屠殺。”

散落的燭光重新凝聚

前天安門學生領袖周鋒鎖是Clubhouse上89六四房的發起人。這款總部設在美國的語音聊天社交媒體應用在今年初爆紅。但很快，在一系列觸碰北京紅線的話題引發華語世界的熱烈討論後，中國政府將其屏蔽。

周鋒鎖第一次登陸Clubhouse時，這款應用還沒有被“牆”。他始終忘不了初來乍到時那種新奇和振奮。時隔32年，有機會和數千名（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直接對談，讓他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重回廣場的感覺。

“經過這麼多年，有很多人，特別是牆內的人，是第一次有機會談這個事情，他們的那種投入，不論是這種痛，還是當初的那種激動，這在中國人的生命經歷中間都是非常少有的，那種催人淚下的時刻特別多，”周鋒鎖對美國之音說。

32年前的共同經歷將海內外一批89親歷者匯聚在一起---有封叢德、王丹、吾爾開希等昔日廣場上的學生領袖，也有當年中國各地被捲入這場運動的普通市民---公務員、知識分子、工人、中學生…… 。在他們的回憶和講述中，那場運動的真相和歷史的本來面目慢慢展露。

“89年的火炬散落在各地，但是像蠟燭一樣還在零星地燃燒，”周鋒鎖說。“重新集結、凝聚，這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網友HH的講述讓他印象格外深刻。1989年6月4日清晨，HH親眼目睹了學生從廣場撤退期間，坦克追殺到市裡軋人的細節。他轉述說：“坦克追到六部口以後是原地打轉，在左轉，就是向南轉的過程中軋死了人。軋死人之後，他們還用槍來掃射。”

周鋒鎖告訴美國之音，這些講述和之前其它人的回憶高度吻合，也和一些學者的研究形成對照，比如在六部口遇難的一位名叫龔紀芳的19歲女生。她的胳膊上有一塊非常大的槍傷，不是一般的子彈留下的，如今看來很有可能就是坦克掃射的結果。

“他（HH）是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有機會講述這些事，對於很多親歷者來講，時間太久了，很多人都忘了，但他卻記得非常真切，”周鋒鎖說。“當時他和坦克離得很近。他自己僅僅是因為逃的時候選擇往北，坦克是往南，所以逃離了這一劫。”

打破禁忌“老子到處說”

房間的主持人之一、流亡德國的記者、活動人士蘇雨桐含淚分享了一位天安門母親的經歷：1989年6月4日下午，徹夜等候、找尋未歸兒子的徐珏夫婦來到北京復興醫院。自行車棚外排著長長的隊伍，人們正在圍觀死難者的屍體。在那裡，她看到一份名單，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她的兒子吳向東。“我的兒子在哪個病床？”她高喊。沒有人吭聲。一個小伙子說：“這個名單上的人都已經死了。”

中國前知名維權律師浦志強從“牆內”參與房間的討論。他也是89天安門運動的親歷者、廣場絕食活動的參與者之一。1989年離開廣場時，他曾經許下誓言：每年的這一天，都要到廣場來憑弔。這以後的很多年裡，他都這樣做了。

32年後，當浦志強聽說一位北大的學生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也不知道五四是怎麼回事，他深感記錄歷史責任重大。

“有些事情該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一方面是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些親歷者沒有去講---沒有機會去講；沒有工夫去講；沒有膽量去講。我覺得，我們需要去講真話，” 浦志強在房間裡說。

“如果說從六四這麼大一場民族悲劇、社會悲劇都沒有能夠吸取教訓， 後人都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那這個責任我覺得與其說是黨的領導，也和我們這些人過於相怨， 過於犬儒，過於不負責任有關，”他說。

浦志強認為，八九一代應該盡己所能，記錄歷史，把自己的經歷原本地呈現出來。他援引新冠疫情期間武漢醫生艾芬那句名言作為結語：“老子到處說，可以吧。”

宛如站在當年的廣場

除了八九一代，來到Clubhouse房間的也有不少年輕世代，當年那場運動爆發時，有些還是孩童，有些尚未出生。

一位來自牆內的年輕聽眾說：“最打動我的是很多平凡人的分享。 這些真實的故事我覺得是最有力的。”

她說，自己最擔心的是，89這樣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最後只變成歷史書中的一句話，如同十年文革只是在教科書被一帶而過。

“我們不知道歷史細節，也沒有血肉，但是各位前輩的分享往我們在書刊裡看到的一句話填入了很多真實的、詳細的經歷。你們的抗爭、你們的反思，我覺得對我們都是很有意義的，”她說。

1983年出生的北京人關堯說：“我幾乎每天早上都會聽Clubhouse上的89六四房，這個平台把親歷者和聽眾拉得更近了。”

天安門運動爆發時，關堯還是一年級的小學生。他至今忘不了89年那天晚上聽到的槍聲。

“噠噠噠，噠噠噠，像鞭炮似的打槍聲。我當時還和奶奶一起睡。我就問奶奶，到底是怎麼了，是不打仗了？”

國家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上反複播放抗議者打、殺解放軍的畫面，那些燒焦的屍體讓他覺得恐懼。當他向大人們提出疑問時，大人們總是嚇唬他：“不要再多問了，你要是再多說的話，就可能被抓起來。”

時隔32年，來到美國的關堯在Clubhouse的房間裡聽到天安門親歷者的講述，那些兄弟間的義氣、家人間的親情、師生間的友誼令他動容。

“有時候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自己站在當年的廣場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特別有溫度，完全顛覆了以前那種看文字和視頻了解六四的感受，”他說。“我覺得這個運動是很樸實的， 甚至是富有人性光輝的，就是這種人性光輝正是現在的中國社會所缺少的。”

幾年前，陳天石在美國開Uber的時候也遇到一位北京來的年輕人。當小伙子得知這位司機大哥是89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時，他留下了兩倍於車費的小費。下車時，他對陳天石說：“雖然在國內不能說，但誰也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