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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走上政治審查老路影人將步伊朗後塵？
香港政府日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把關。未獲核准擅自上映的影片，最高可被罰款一百萬元及監禁三年。有電影導演表示，修例影響創作自由，相信日後連“擦邊球”的電影也沒有生存空間。
因應去年港版國安法實施，香港政府繼今年6月修訂電影檢查員指引後，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作出決定時必須充分考慮國安因素，如有相關情況，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意，可延長審查時限不多於28天，並向申請人索取資料及徵詢有關部門及律政司意見；檢查員亦可要求申請人提供影片的上映資料,並賦權政務司司長，指示電影檢查監督，若認為影片上映不利於國家安全，可撤銷已向電影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
政府同時加重罰則，上映不獲批的電影，從目前最高罰款20萬港元及監禁一年，提高至一百萬元及監禁三年。
電影政治審查在香港非新鮮事
香港早在二戰之後就曾對電影進行政治審查。1953年，港英政府頒布“電影檢查條例”，過濾具有濃厚政治宣傳色彩的作品。數字顯示，1953至1956年期間，立場親北京的南方影業先後把接近100部劇情片，紀錄片和新聞片送檢，結果只有不到20部獲准上映。
上世紀60年代，港英政府對左派電影態度放軟；文革十年，不少左派政治片及革命樣板戲都曾在香港大銀幕放映。
70年代，港英政府態度逆轉，把封殺的矛頭指向反共電影，1981年，台灣兩部與大陸文革有關的電影“皇天后土”與“假如我是真的”成為當年的禁片。
1988年政府制定“電影檢查條例”，確立電影審查的法定權力，直到1995年主權歸還前夕立法會才通過廢除政治審查權。現在特區政府再次修例，規定電影審批要考慮國安因素。
香港導演周冠威形容這次修改條例是大倒退。
周冠威說：“電檢處以往是為我們提供服務，為電影劃分級別。這許多年來沒有需要憂慮拍出來的電影是否能通過電檢。過去幾年，受到政治因素影響，電影工作者會自我審查，但也僅此而已，但是新修訂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向：它們不再是為我們服務，反而好像我們要去猜測他們的規矩。這很明顯是自由的喪失。”
香港導演周冠威。（周冠威授權使用）
曾執導反送中示威紀錄片“時代革命”以及愛情商業片“幻愛”的周冠威表示，將來修訂法例後，電影製作人只可以選擇完全不觸及政治，或甘願付上代價。
周冠威說：“如果我有一些電影題材像'幻愛'那樣不含政治元素，那我就照樣拍攝，如果是牽涉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像我的紀錄片'時代革命'，那我只好承擔風險與後果，甚至我不會提交給電檢處，甚至不會在香港放映，這絕對是失去了創作和放映自由。”
港府難容“擦邊球”電影？
他估計，將來香港當局連所謂“擦邊球”的電影也容不下。
周冠威說：“曾經有人提出可以'擦邊球'，用比較隱晦的手法表達對政府和社會問題的關注與不滿。對我來說，'擦邊球'是一種不公義。我不會選擇'擦邊球'的電影。如果我要拍攝社會問題的電影，我會在腦海裡照樣去創作。如果將來有一天，環境容許我拍攝，我才拍攝。這是我個人面對的方式。”
周冠威擔心，投資者會因為風險增加而卻步。
周冠威說：“在目前的環境下，投資者的考慮會有所增加。就算電影拍了出來，先別管票房是否理想，就連上映的機會也可能被剝奪。甚至說，即使可以上映，發行光碟的時候才說要禁止。風險是來自人治。政務司司長可以決定某部電影是否禁止放映。這十分恐怖。”
修訂條例草案又提到，有團體設法避開法規，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隱藏違法影片資料，若當局認為證據資料有可能被毀，督察可在沒有法庭手令授權下進入及搜查任何地方，加強執法；並加以規管錄影帶、雷射影碟，進一步擴大至其他載有電影數碼版本的實物儲存媒體，如外置記憶體。
紀錄片料受重創
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翁煌德估計，紀錄片和劇情短片所遭受的打擊會十分嚴重。
翁煌德說：“明顯遊走於紅線或者跨越紅線的這些作品，目前將不再容於香港的影壇。像這些獨立製片影工作者，影響會非常大，等於說失掉創作空間。我們看到這幾年非常多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很勇敢拍攝這些紀錄社會問題的影片。另外，因為劇情片本來成本牽涉很大，要拍一些很政治性的也很少，但是劇情短片有很多，像去年在金馬獎獲得最佳劇情短片的作品就是在反送中現場取景的，但是未來像這樣的短片也可能幾乎看不見了，因為拍了出來也是違法的。假設你辦了些私人放映被抓，你就可能被判刑。”
警匪片是香港電影的一個主要類型。翁煌德相信，將來這類電影仍然可以繼續拍，但在意識形態上可能與中國大陸電影看齊。
翁煌德說：“目前警匪片中也有對警察的一些負面描繪，但是演到最後劇情還是主旋律的，說警察改邪歸正等等。這些片也可以在中國大陸上映。如果創作者能抓住重點，最後結局還是往主旋律靠攏，政治正確的題材我覺得還是有可能（上映），一切都是回歸到創作者自己本身，有沒有要去踩這條線，去挑戰曖昧性，但是未來如果拍這種題材都有可能坐牢，創作者以後的膽識會不會越來越小，不敢碰這條線？”
他說，若電影政治審查在香港嚴格推行，影響會非常深遠。
翁煌德說：“表面上是電影審查，但實際上是對人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是一個長遠的計劃，目標當然是希望（香港）未來的世代把中國的主旋律當成唯一的價值。反送中等等不同意見的題材未來不容於香港社會。這等於是洗腦，但是站在獨裁政權的角度來說，這當然也是有效的。我們看到北韓（朝鮮）一直到現在也是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香港電影業當下的處境使人聯想到電影業繁盛的伊朗。文化和政治因素一直讓當地電影工作者飽受壓力。個別導演由於觸動當局神經而多次被捕，甚至連拍片、寫劇本、外媒採訪也被禁止。他們在壓力下仍然私下拍攝無法在國內上映的禁片，偷運到西方參展。
對電影設下“紅線”的香港，又會否成為下一個伊朗呢？
翁煌德說：“未來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香港下一代的年輕人能不能用其他管道翻牆，透過網路接收不同意見。據我所知，目前蠻多香港年輕電影工作者，尤其在台灣影視學校唸書的大學生，他們在台灣創作一些批判香港政局或者中國的題材。其實在台灣有非常多這樣的香港導演慢慢浮現出來。有沒有可能這些所謂流亡的香港人在海外籌辦影展，繼續用其他方式讓創作自由在海外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