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逝世作出異常高調反應，官方的媒體在對基辛格大加讚美的同時，也披露出一些此前鮮為人知的基辛格力促美中建交的細節。此外，美國的歷史資料也顯示，基辛格在台灣問題上的歷史作用可能比以前人們所了解的更為關鍵。
基辛格匠心獨運：“acknowledges”並不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基辛格星期三去世後，中國以對外報導為主的國家通訊社中國新聞社主辦的《中國新聞週刊》星期四援引一位中國前外交官、當年在中國外交部美大司任職廉正保說的話說，基辛格對《中美聯合公報》中涉及最敏感的台灣問題的核心表述，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還說，周恩來後來曾感嘆道：這句話“我們挖空心思也沒有想出來。”“所以博士還有博士的好處”。
根據史料，當時，基辛格和周恩來雖然都急於實現兩國關係的突破，但是在關鍵的台灣問題曾一度僵持不下。
設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收集和保存了與國家安全政策相關的大量的已經解密的文件。該檔案館在1970年9月-1971年7月國家安全檔案電子簡報中指出，理查德·尼克松總統（Richard Nixon）不願在台灣問題上放棄太多。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和周恩來第一次會面時，急需討論的議題可謂範圍極其廣泛，但兩人花了大量的時間討論台灣問題。喬治·華盛頓大學公佈美國官方解密檔案中有關這次會面的記錄共有46頁，其中有關台灣問題的討論大約為9頁，接近20%。
中國原來的表述是“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基辛格將其改成“中國的一部分”，大大降低了在美國國內的政治敏感度，而對中國來說則毫無任何不同。
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魯賓(Michael Rubi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北京沒想到基辛格會如此爽快地承認放棄台灣，“中國可能聲稱擁只有一個中國，但沒有人預計承認北京最終意味著與台北斷絕關係。”
儘管基辛格被認為確定了“一個中國”的政策，被批“賣台”，但是，他在美國是否完全接受中國的立場、承認台灣屬於中國這一核心問題上似乎也可能留下歷史的伏筆。
基辛格“破冰”之旅對那句話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在《上海公報》中用acknowledges一詞。這個詞似乎刻意對美國的讓步有所保留，可能為後人就美國是否接受了中國的立場進行爭論留下了一個歷史性的可能性。
acknowledges在當時的中文版公報中被翻譯為“認識到”，美中兩國的建交聯合公報中文版的翻譯是“承認”，即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英文中相對這兩個“承認”用的是兩個不同的詞，承認中國政府為recognizes，而針對中國的台灣立場使用的是acknowledges。acknowledges可以被解釋稱為“聽到了、了解了”中國的台灣問題立場，但是可能並沒有苟同。
基辛格字斟句酌，使兩國當時能繞過了這一堪稱“無解”的難題，促成尼克松訪華並最終建交。
白宮五分鐘討論:美國是否支持或反對台灣獨立?
台灣問題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美國是否支持或反對台灣獨立？美國國務院網站上公開的一份歷史記錄顯示，基辛格同樣在這一政策的制定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72年，在尼克松訪華後不久，基辛格和尼克松總統以及白宮辦公室主任哈裡·羅賓斯·霍爾德曼(H. R. Haldeman)就美國在台灣獨立問題上的立場進行了一次極具歷史意義的討論。
尼克松當時似乎並不是很清楚，問“那麼台灣獨立運動到底是怎麼回事？”，並說在國務院的文件中也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應該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基辛格回答說，那已經不是一個重要的運動了。基辛格還說，“如果他們想要脫離，那是他們的事情。”
尼克松回答表示同意。
接下來的對話堪稱一唱一隨：
基辛格：我們不會鼓勵。
尼克松：我們不會鼓勵，就這樣。
基辛格：我們也沒說我們會反對。
尼克松：我們也沒說我們會打壓。
基辛格：我們也沒說我們會反對。我們說我們不會提供支持。而這一直是我們的立場。我們從未支持過。
這段1972年3月13日上午的討論持續了大約五分鐘，但此後歷屆政府均以大致相同的語言反覆重複了其大意50多年之久，而且在未來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的政策還可能會繼續定格在那五分鐘。
“台灣對獨立做出自己的判斷。”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去年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採訪時說。“我們不鼓勵他們獨立。那是他們的決定。”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年6月在北京重申美國台灣政策時也再次表示“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
“在基辛格的廣泛承諾框架內，我們遵守了這些承諾。”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魯賓說。“我的意思是，這就是外交的本質，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都會遵守。”
但是這位前美國國防部官員也說，國會近年來也在對台軍售、美國官員訪問台灣等等一些問題上試圖突破這些限制。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的報導，基辛格在美中《聯合公報》中有關美國從台灣撤軍的表述上也有貢獻。
中國官方和台灣官方對基辛格褒貶兩極
中國幾天來對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逝世作高調反應，稱其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
“當中共領導人感到在國際上受到排斥時，將基辛格這樣的人描繪成‘老朋友’可以成為他們心理力量的源泉。”曼徹斯特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中國的新民族主義：自豪感、政治與外交》（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一書的作者葛小偉（Peter Gries）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
在中國（中共）把基辛格當作“老朋友”的時候，基辛格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也將中共“浪漫化”了。葛小偉說，希望未來的美國領導人在跟中國打交道時不至於把中國過於浪漫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蔡志祥(James Char)對美國之音表示，就像1936年的西安事變一樣，基辛格力促美中和解被證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結束了中國對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這種和解將為中國後來向世界經濟開放和北京在國際體系中的崛起提供平台。”
他說，不過，美國政策制定者從此不再天真地認為北京可以改革其政治制度，成為華盛頓倡導的自由民主秩序的一員。
中國對基辛格一直推崇備至的同時，台灣則對他一直十分不滿。前總統蔣經國稱基辛格為“季奸”（Kissinger 台灣被翻譯為季辛吉）。“季奸分別在國務院向新任國務卿文斯介紹俄使與匪代表，由此可以看出今後美匪俄三角關係之‘風頭’”。台灣國史館的公開的蔣經國在1977年1月11日的日記中說，“以及季奸的陰魂之不散，此亦是我意料中之事，吾人決不可輕心以視卡特之外交。”
台灣國史館網站上公開的蔣經國1977年1月11日的日記截圖
基辛格雖為共和黨，但在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卡特之外交”中出任顧問，在其協助下，卡特在1979年完成了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復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基辛格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跟很多十九世紀的歐洲的外交家的想法差不多，“為了達成主要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目的， 我可以犧牲一些小國的利益，台灣在這中間就是扮演的小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