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名鼎鼎的余茂春在特朗普任內推動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革命性轉變”，牽頭論證“中國是美國的頭號威脅”，提出“中國和中國人民是兩個不同概念”，因此受到中共官媒的圍剿，被罵為“狗頭軍師”和“漢奸”，但同時也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和讚賞。他最近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暢談他如何從一名學者成為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顧問，如何推動對華政策的變革，並且就中共官媒和胡錫進等來自中國的攻擊漫罵首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回應。
余茂春2017年由美國海軍學院進入國務院智庫，受到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的賞識，成為國務院中國問題首席顧問。特朗普政府之後，余茂春回到海軍學院任教，並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擔任中國中心主任和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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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余茂春： 投身美中博弈個人榮辱不驚
協助彭佩奧，一手促成對華政策的“革命性轉變”
余茂春說，其實進入國務院並非他的職業首選，他在海軍學院3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發表了大量研究中國問題的成果，許多理念符合當時美國政府中國政策轉變的需要，因此他進入國務院算得上是時與勢的需要。
他說：“我的辦公室就是政策研究規劃的一個智庫，就在國務卿辦公室旁邊，給他做幕僚，我與國務卿之間沒有任何中介，我的頂頭上司就是蓬佩奧。”
余茂春在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學識引起蓬佩奧的注意，當時國務院的同行稱他為“國寶級智囊”，華盛頓郵報說他是特朗普政府內一股“強大的幕後力量”。余茂春說，他感謝這些褒獎，他認為他的貢獻只在於順應了美中博弈的需要，促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革命性變化。
“在川普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我會叫它撥亂反正，讓美中關係重新回到一種我們認為比較正確的軌道上來。這不僅僅是我們認為，美國兩黨之間、美國各個派別之間、美國社會都有這種共識，我們使美國社會達成了一種對華政策的共識，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成果。”
拜登政府改變了特朗普政府的許多政策，但卻保留了其中國政策的精髓，深刻改變了以往4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軟弱無力，由余茂春所說的“一味求同存異”，轉變為“該合作的合作，改競爭的競爭，該對抗的對抗”這種更為老辣的與共產黨中國打交道的方式。
余茂春認為，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奧領導的國務院促成了這種“撥亂反正”，他本人很榮幸地行使了美國公民的義務和職責，參與了這個進程，捍衛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牽頭論證“中國是美國的頭號威脅”
說到余茂春對重塑美國對華政策的貢獻，華盛頓郵報指出，他牽頭論證“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挑戰”，成為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論點，逐漸成為美國兩黨及全社會的共識。
余茂春說，其實他當時提出的觀點是“中國是美國的頭號威脅”，其理由有三：第一，中國一直把美國視為其共產獨裁的頭號挑戰，以消除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為頭號目標。第二，中國龐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潛力使它成為唯一有能力威脅到美國全球利益的國家。第三，中國不同於前蘇聯，它可以通過經濟交往和統戰等形式對美國進行廣泛的滲透。
他說：“三個方面來講，第一是中國的戰略意圖，第二是中國日益增長的能力，第三就是它的機會，這方面美國政府現在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事實，都認識到對付中共的威脅比對付當年蘇聯的威脅要艱鉅得多。”
2022年10月，白宮正式發布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首次將中國明確定義為：“優先考慮的，唯一的全球頭號競爭對手。”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公佈新的國防戰略報告稱，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形成"嚴重威脅"，但中國在未來數十年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最根本的威脅。稍早，美國中情局的報告指出，中國試圖擴大全球影響力的行為是華盛頓面臨的最大威脅，其次是俄羅斯、伊朗和朝鮮。
中國媒體認定，美國把中國定義為最重要的戰略對手，余茂春發揮的作用尤為突出。
“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觸到了北京的痛處”
余茂春提出的另外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觀點是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據余茂春回憶，這個觀點是他最先提出來，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了他的建議，首先於2019年在一次演講中非正式講出來，然後於2020年在加州的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講時正式推出了這個著名論斷。
余茂春說：“在川普時期，中美關係之間打了一些輿論上的口水戰，中共反應最爆烈的一個論點就是這句話，即中共和中國人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們對此非常敏感，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他們治國方面最大的一個法寶。”
余茂春認為，中共自建國以來言必稱人民，從“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和人民幣”、“人民民主專政”到“人民公社”，似乎中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實恰恰相反，中共8000萬黨員和13億中國人民的利益是斷裂的，有時是水火不相容的。
“你比如說，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醫療保險制度，中國共產黨每年的醫療支出80%以上只是供養人口1%左右的共產黨高官，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沒有醫療保障的。中國經濟的發展當然是有長足的進步，但實際上是富了這個黨，窮了這個國家。老百姓也不是說沒有經濟上的增長，但貧富差別是非常大的。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連中共的總理也說，大概40%左右的中國老百姓每天收入不高於5美元，也就是說每個月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元（人民幣）左右。”
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觸痛了北京，其可行性也在美國內部引起了一些爭議，但是余茂春說，這個論斷正在受到美國政府、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他不准備修正自己的觀點。
“改變對華政策的不是我余茂春，而是中共自己”
余茂春在美國得到了一位美籍華人學者罕見的榮譽和地位，然而在他的出生地中國，他也得到了中國政府和民間輿論對一位移民海外的華人罕見的對待和圍剿。中國官媒對他發起了猛烈的攻擊，稱他是賣身投靠美國政府的“狗頭軍師”和“漢奸”，聲稱特朗普政府幾乎所有對華“惡毒政策”均出自余茂春之手。
余茂春的回答是，中共官媒顯然不了解美國政府的政策制定程序，過高估計了他的能力和作用：“美國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它實際上是一個很公開的過程，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各個部門都有中國問題方面的專家來一起討論，交流意見，最後達成協議，由總統拍板認定。”
余茂春說：在各個部門之間的交流討論會議上，他所代表的國務院往往是比較有優勢的，尤其是在有關中共的相關概念詮釋、語言的理解等方面，他有相對的優勢，因此他的意見往往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他說：“我能在政府裡面為自己的國家出力，盡我的所能，我所了解的不是一種攻擊性的政策建議，主要是把美國的對華政策建立在事實之上，在一種比較真實的基礎之上。比如我曾經給蓬佩奧先生寫過一個報告，他問我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麼總是喜歡用'鬥爭'這個詞。”
余茂春從列寧主義的詞彙中揭示了中共語義中“鬥爭”一詞的來龍去脈，讓蓬佩奧得到滿意的答复。
余茂春說，“狗頭軍師”、“漢奸”等污名化是一種無需理會的巨嬰行為，不需要認真對待。他說，中國在表述國家理念和外交政策的時候，本可以有理有利地說出來，結果卻是採用漫罵攻擊的方式，而這種戰狼外交對中國形象的損壞是不可估量的。
“實際上，對華政策的改變，最根本的推手不是我余茂春，而是中共自己，他們自己的言行，他們所作的一切行動是美國甚至全世界制定新的對華政策的最根本的因素。
“民間污名化輿論是國家篩選操控的結果，我毫不在意”
除了官媒對余茂春進行個人攻擊之外，中國民間一些人受到民族主義鼓動，對他做出人身攻擊和個人污名化的舉動，比如重慶母校高中的高考狀元除名，安徽老家開除族譜，甚至有人仿照秦檜下跪，製作了余茂春的雕像。
余茂春將此類行為斥之為“低級趣味”，表示不屑一顧，對他毫無影響。他說：“真正應該模仿秦檜下跪的像而立碑的不是我，而是中共出賣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各級高官...... 你剛才將我的中學把我文科狀元的名字除掉，我倒非常感謝他們，我早就忘了這個事情，我也根本就不知道他們這樣做，謝謝提醒。”
中國網絡媒體《知乎》抨擊余茂春：“ 他深受國家的教育和社會的培養多年，讓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了然於胸，然而這...... 卻成了他賣身投靠美國政府的本錢。”
對於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指責，余茂春感到有些無可奈何。他表示，自己移民歸化美國多年，美國就是自己的祖國，何談賣身投靠？
他說：“ 為什麼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標籤，中國人、美國人、泰國人、台灣人？一個人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他是一個人，他有自己獨立選擇的自由和機會。我是中國出生的，我對中國的人民和文化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非常認同美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這是我個人的選擇。”
余茂春表示，中共官媒自不待言，對他進行了瘋狂的圍剿，而民間輿論對他的漫罵和攻擊基本上是官方篩选和操控的結果，是國家意志的表現，不足為訓。
“我來跟你分享一下，幾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今日頭條》發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其中大量引用了一些我在你們電台受訪時談到的有關新冠溯源的想法。我的想法都是有理有據的，它把我的想法都引用出來了，結果這篇文章下面100多條評論全是支持我的......結果《今日頭條》這篇文章馬上就被刪除了。”
“我相信自己比胡錫進更了解當今中國”
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認為，余茂春22歲就離開了中國前往美國，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基本上是1985年之後形成的，所以他對中國的“全部錯誤認知”在於他不了解當今中國。
余茂春對筆者表示，胡錫進在多個場合對他進行過攻擊漫罵，他都沒有理會。現在他願意藉此機會回應一下胡錫進這類中共的傳聲筒。
余茂春說，他認認真真地讀過毛選、鄧選、以及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的著作。相信自己比胡錫進更了解當今中國。
“胡錫進先生說我不了解中國，我覺得他是真正不了解中國。胡錫進不斷地發一些帖子，發一些言論，然後又不斷地刪除，為什麼呢，因為胡錫進這樣的人一方面要嚴格按照領袖的意志來辦，寫的東西都是中共的官腔，但同時又覺得比領袖更高明一些，總是把一些自以為很高明的問題說出來，最後又總是不放心，所以又把它刪除掉，所以他總是前後矛盾。”
余茂春對中國胡錫進一類人的評價是，他們往往是才氣大於學問，學問大於道德，知道的多，明白的少，在很多問題上不僅是附庸風雅，而且很多情況下是自作自受。
走出“求同存異”怪圈把美中關係建立在事實基礎上
最後回到美中關係。外界廣泛認為，美中交惡，始於特朗普政府，經歷了特朗普政府比較強硬的對華政策之後，美中關係出現螺旋形下降，後來的拜登政府也難以控制美中雙邊關係持續惡化的趨勢。
余茂春不同意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政策是美中交惡的始作俑者這種說法，他強調，自己參與製定的對華政策的目標不是為了強硬，而是為了公平，為了把美中關係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自1972年尼克鬆對北京的破冰之旅以來，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我們只講求同存異，對一些非常重要的領域，我們拋開不管，只強調中共希望我們強調的一些事情，如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技術轉讓等等，而對其他中共不願涉及的問題，如知識產權、地區安全、人權、對美國的間諜活動、統戰等問題，美國則是一味遷就。”
余茂春說，這種建立在當年聯中抗蘇基礎上的中國政策不是處理當今美中兩強並立的美中關係的長久之計。中國已經習慣了美國長期的忍讓和遷就，一旦華盛頓觸及中國的所謂“核心利益”，北京立刻暴跳如雷，外交部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中美關係走到今天，責任全在美方”聽起來滑稽可笑，實際上是美中關係長期以來處於不正常、不現實狀態的真實寫照，反應了北京的霸道心態。
最近美中兩國雙邊關係似乎出現解凍的跡象，高層人員來往逐漸恢復，國務卿布林肯目前正在北京訪問。無論解凍與否，是否緩和，兩國關係再也回不到特朗普政府以前的狀態，這是美中關係專家們的普遍共識。
余茂春說，這正是他參與推動的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歷史性改變的結果：“現在的拜登政府繼承了我們這種接觸方式，中國還不習慣，對美國仍然十分強硬。實際上決定美中關係的最重要因素不是美國，而是中國自身的言行。美國政府以往的重大錯誤，就是美國不斷檢討自己對華的態度和溫度，而忽視了中共在雙邊關係中起到的關鍵作用。”
無論是30多年前的六四血腥鎮壓，3年多前香港抗爭之後北京的清算，還是如今台灣海峽的風雲緊急，美中關係的低點都是中共自身的惡行所致，無關美國，余茂春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