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有歐盟國家因應《香港國安法》，向一名來自香港的抗爭者批出難民資格。該抗爭者希望自己成為先例，令更多香港人在瑞典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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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抗爭者於瑞典獲政治庇護 寄望當地保護更多港人
瑞典向一名在當地參與示威活動的香港抗爭者批出政治庇護，決定指如果他回到香港，將會因為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拘捕。有學者指，瑞典是首個歐盟國家因應該法律，向個別人士批出難民資格。
在今年四月，瑞典向在台灣出生，但在香港長大的Narayan Liu批出難民資格，他在收到相關文件之後決定公開事件。Narayan Liu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對決定感到“有點意外”。他指出，瑞典曾經遣返維吾爾人到中國，又因為阿富汗死刑率輕微下降而遣返阿富汗人，這些都令他擔心。不過，近年瑞典已經停止相關遣返行動。
他說：“有一些案例在我腦中浮現，瑞典可能未必理解到《香港國安法》的威脅。”
Narayan Liu在2013年因為家人緣故搬到瑞典。在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發起之後，他在瑞典組織示威活動，並在2020年協助安排香港政治人物到訪瑞典，包括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瑞典國會引發討論香港議題。他現時是組織Bauhinias for Freedom的主席。
回港或有危險 取得難民資格後接奇怪電話
這些行動雖然和平，但在《香港國安法》之下，可能被視為是“勾結外國勢力”，刑罰可以是終身監禁。Narayan Liu指，他沒有在瑞典遇過一些直接的壓力，但有遭到網上留言滋擾。他說，在五月底時，當時他仍未公開獲批政治庇護，他收到一個奇怪電話。
他說：“我獲批政治庇護不久之後，我收到這個電話，有一些嗶嗶聲，我以為是一個錄音訊息，然後我聽到一個人用普通話說你好，他在等候我的回應，這不是一個錄音訊息。我的反應是我不認識這個人，有個人對我說普通話，我就馬上掛線，感覺不太對勁。瑞典有一個服務可以查到電話號碼的相關地址，我知道那個號碼是與在斯德哥爾摩的中國大使館有關，我不知道他們想要甚麼。”
Narayan Liu指，雖然他沒有在香港示威過，但他希望他的難民資格會成為一個先例。
Narayan Liu在瑞典出席與香港抗爭運動相關活動。(由被訪者提供)
他說：“一個來自香港的人來到瑞典，他們會有一個途徑，我希望他們會有一個先例去取得政治庇護。我知道有一些人準備去申請政治庇護，他們有在（香港）參與示威，我們很快會知道這會否幫助到他們，我也會盡我所能，去確保瑞典明白他們需要保護。”
他解釋，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有些香港人的工作或學生簽證或者即將過期，尤其是學生未必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再搬到其他國家，因此需要申請政治庇護，留在瑞典。
為未來港人到瑞典開啟先例
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主任葉必揚（Björn Jerdén）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批出難民的事件可能在瑞典以外十分重要，因為據他所知，這是第一次有歐盟國家因應《香港國安法》，向個別人士批出難民資格。
葉必揚說，決定由瑞典移民局作出，而移民局可以獨立於瑞典政府作出相關決定。因此，這並非一個政治決定。
曾經和Narayan Liu一同在瑞典出席香港抗爭活動、現時流亡台灣的香港抗爭者黃奕武對美國之音說，瑞典批出難民資格的事件十分重要，顯示了《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的影響。
他說：“最重要的是，開了一個先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希望之後除了瑞典，可以繼續幫一些有需要的香港人之外，希望整個歐洲都會去學習瑞典的這種態度，去幫助香港人。”
Narayan Liu在瑞典出席與香港抗爭運動相關活動。(由被訪者提供)
香港成長特殊經歷
Narayan Liu在台灣出生，雖然他擁有當地國籍，他說他和他的母親都不希望回到台灣，因為台灣不斷變化的狀況只能提供暫時的安全，瑞典亦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此外，他有兩名在香港出生的姊妹都沒有台灣國籍。他說，如果瑞典不接納他的申請，他的打算是到英國或美國申請庇護，因為他也沒有英國的BNO護照。
他說，他在兩歲已經回到香港，對台灣沒有任何印象。他自言不喜歡在香港的成長時期，一家人相當窮困，曾經有數個星期露宿街頭。
他說：“我不知道我是否把這個經驗看得太浪漫，這令我更理解香港，的確我有很多事不能做到，但這也為我提供了一種奇怪的方法去認識香港，在繁榮、旅遊一面以外的香港。”
祖父逃亡到台灣 母親仍懼怕共產黨
Narayan Liu的家族在中國大陸是地主，中國共產黨上台後，他的祖父扮成國民黨士兵，逃到台灣。他說，2019年抗爭運動時他在瑞典參加示威，他的母親哭了出來，擔心共產黨會對他不利。
他表示，在瑞典的中國投資令他擔心，例如是斯德哥爾摩機場使用了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同方威視公司（Nuctech）X光機。不過，他見到瑞典慢慢地在轉變，尤其在俄烏戰爭發生之後，更樂於與其他國家一起抵抗極權國家。
他說，他目前的工作是建立瑞典香港社群的活動，例如是播放抗爭紀錄片《時代革命》。他計劃舉行一個文化活動，並為在香港因政治事件坐牢的人籌款，以助他們重展新生活。
他說：“可能我是太樂觀了，但我知道中國共產黨會監視香港離散社群、西藏人、維吾爾人、所有人，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這麼危險，即使有一些可疑的人拍攝示威現場。我感覺在瑞典做這些事是安全的，我當然希望這仍然是事實，我當然希望瑞典不會讓中國對我或我的家人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