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的變化極為引人注目。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各個國際領域，展現出日益咄咄逼人的勢態，令不少觀察人士驚愕不解，也給中國週邊諸多國家造成極大的心理衝擊，因而紛紛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蛻變做應變準備。
*韜光養晦*
長期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是 “不出頭，不稱霸”。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的外交政策普遍被視為是在執行鄧小平提出的 “韜光養晦”、“和平發展” 的溫和、穩健的路線。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崔大偉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被證明是成功的外交政策，它保證了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幾十年間，與美國、日本和週邊鄰國保持相對平穩的關係，儘管中國與這些國家有着爭議與分歧。
*日趨強硬*
然而在過去一年裡，很多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國變得越來越強硬，外交政策開始不連貫。從2月份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中國與美國的尖銳對立，到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中國與週邊國家發生摩擦，從中國與日本為釣魚島爆發的爭吵步步升級，到北韓攻擊韓國時中國站在國際社會的對立面，從中國頻頻展示現代化軍力、解放軍高官在電視上大談外交政策，到中國粗暴干預世界其他國家參加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
中國做出的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強硬舉動，不僅嚇着了週邊國家、西方世界與大部份觀察人士，也驚着了中國國內的專家，如北大、清華、人大和社科院的教授和研究員。這些中國的外交政策分析專家幾乎一致對崔大偉表示，他們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姿態，以及在亞洲地區引起的問題感到驚愕。
*幼稚思維*
崔大偉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說，中國過去一年來的強硬表現，也許是因為在經濟力量強大後，中國政府不知道如何運用剛剛獲得的新力量，就像一個少年剛剛成年，突然發現自己有力量打敗一直看着不順眼的鄰居，他寧可表現得粗暴強硬，也不願意再跟鄰里平靜相處。
崔大偉說：“我不願意說，中國領導人不成熟，可是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確實不夠成熟。他們看起來不太確定怎麼去使用他們的力量來贏得影響力，這令人緊張不安。”
*政策調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陳剛長期關注中國外交政策。他對美國之音說，其實中國對鄧小平確定的 “韜光養晦” 外交原則並沒有進行重大修改，只是在實際操作上有所調整，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存在，特別是金融危機後，在美國實力相對下降，中國實力相對上升的情況下。
陳剛說：“因為隨着中國自身實力的擴展，而且加上在全球利益的增強，所以它原來是一個地區性大國，現在要更多考慮在全球利益的部署上。我總體感覺是中國外交朝着全球化，朝着從低調外交向高調外交發展的方向走。”
*遠交近攻*
中國的週邊國家不僅感覺到中國外交的發展方向，而且開始採取對應措施。在過去一年裡，美韓、美日頻頻舉行聯合軍演和三邊會談，日本和印度加強經濟夥伴關係，東盟國家也向美國搖動橄欖枝。
崔大偉教授11月份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講述中國的學者向他說明東盟與中國關係的現狀。這些學者說，東盟成員國領導人對中國代表很客氣，可是只要中國代表一離席，他們就很快轉向美國，要求美國繼續參與東南亞地區的事務，請美國罩着他們，制衡中國。
*驚弓之鳥*
陳剛說，中國的崛起引起週邊國家的擔憂與不安是不可避免，“中國威脅論” 正是在中國的週邊開始形成的。他說，中國的鄰國對歷史記憶猶新，從中日戰爭到中國文革時期曾經由於極左思潮，干涉過東南亞國家的內部事務，支持過一些國家的左派力量。當中國崛起後，他們看到舊有的勢力均衡被打破，必然會感到惶恐不安。
與此同時，陳剛認為，中國的鄰國對中國的擔憂是多方面的，他們對紅色中國的意識形態懷有恐懼，也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感到擔心。
陳剛說：“尤其是民族情緒被海外的媒體不斷曝光，海外可能對於中國的民族情緒不能有一個正確的把握，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擔憂。”
*大國風範*
如何把握中國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將極大考驗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智慧與能力。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10月份他在《聯合早報》上發表的文章，討論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時，談到中國國內民族主義，對於外交政策的制定所產生的影響。他說，中國社會一些人缺乏理性，民族主義處於情緒化層面，往往使到國家很難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鄭永年把目前中國的外交格局定位為 “大國小外交”。他說，中國要想實現 “大國大外交”，需要若干條件，其中包括：更多的理性、更多的自信，更多的國際責任感和更高的國際觀。他說，中國不僅要追求自身利益，也要對整個世界體系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