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進行中的烏俄戰爭，以及俄羅斯的能源要挾，讓安全保障問題重新回到了德國以及歐洲的重大公共議題行列。一個顯而易見的政治結果是，由美國領導的北約在安全保障領域對於德國，以及歐洲的重要性被再次確認。
另一方面，中國在烏俄戰爭中所扮演的親俄立場，讓歐州意識到，中國正在以另一種方式對歐洲的安全秩序產生著負面的影響。
德國則必須直面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在經濟領域與中國深度綁定後，將很可能無法應對可能出現的政治風險。這種風險，即包括已經出現的，例如，今年中國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物流、供應鏈、原材料供應等方面的危機；也包括潛在的，例如台海危機在未來某個時間段發生的風險。
朔爾茨正在開始修正德中間的經濟關係走向。嘗試擺脫過於依賴中國市場以及中國供應鏈的經貿關係，提升德國經濟事務的多樣化。而作為歐盟領頭羊德國的對華政策轉向，無疑也將影響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歐盟的對華政策。
烏俄戰爭改變德國外交
一年前的12月8日，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就任德國第九任聯邦總理。朔爾茨就任伊始，就需要面對一個嚴峻的外交局面----烏俄之間密布的戰爭烏雲。2月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爆發，並持續至今。歐洲大陸正在經歷自90年代中後期的南聯盟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以及數百萬的戰爭難民。
這場戰爭正在重新構建歐洲的政治議題框架，很顯然，“國家的安全保障問題”在冷戰結束後，再次成為了歐洲各國，以及歐盟層面的重大公共議題。這個問題的製造者不單單是俄羅斯，還包括著連帶出現的俄羅斯的支持者和好夥伴----中國，這個在冷戰後的三十年間崛起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而對於朔爾茨和德國政府而言，無疑是陷入了一個棘手的境地，因為在冷戰結束後，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間，德國的能源和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和這兩個國家有著深度的綁定。
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有著嚴重的依賴，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德國三分之一的石油，約45%的煤炭以及55%以上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
在烏俄戰爭爆發前的一月，朔爾茨以及德國政府在對俄立場問題上，就遭遇到了很大的信任危機。在烏俄戰爭爆發前的1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就稱，美國和北約盟友對於德國對俄羅斯的態度表示憂心，認為德國無法在俄烏危機中，對俄表示出強硬的態度。
美國方面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在北溪二號(穿過波羅的海，從俄羅斯到德國的天然氣管道，全長1234公里)的規劃和建設問題上，德美之間自2017年開始，就陷入到一場長期的外交爭議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這場外交爭議與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國內的日趨激烈的政治爭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特朗普執政期間，德美關係的惡化也是顯而易見的。
2019年12月，在特朗普簽署了一項禁止企業從事向歐洲輸送俄羅斯天然氣的管道工作的法案後，德國對美國進行了公開的抗議。時任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朔爾茨，就曾公開批評美國對北溪二號的製裁是“對歐洲的內政與主權的嚴重干涉”。
特朗普執政期間對於德美，以及歐盟與美國間所造成的外交裂痕，在拜登當選後被逐漸修復。但毫無疑問，烏俄戰爭的爆發，讓德國以及歐盟多數成員國都迅速地再次確認了美國在安全保障領域對於歐洲的重要性。芬蘭和瑞典積極地申請加入北約也是一個佐證。
在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後，朔爾茨迅速明確德國的外交立場，持續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並加入了製裁俄羅斯的行列。
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看，德俄關係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一直是德國外交的三大基石之一(另外兩個是德美關係和德法關係)。但很顯然，今年2月的烏俄戰爭讓德國外交的軸心開始西移。
“德國在拋棄它過去半個世紀的外交基礎之一的德俄(德蘇)關係”，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北京的獨立時評人吳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德俄(德蘇)關係成為德國(西德)外交基礎之一始於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東西方的緩和時代，是在勃蘭特時期開始的。這種緩和是持續了半個世紀。當然，能源外交是首要的，包括在社民黨內培養了大量的親俄派，這都是過去整整半個世紀所形成的，但是舒爾茨現在開始擺脫這一點。這是我們看到的他在過去一年中做的最大變化。跨大西洋關係是重新被強化、 被鞏固了，而且是具有優先性的。”
中國正在成為西方世界的連帶戰略對手
從歐洲的角度看，正在進行時的烏俄戰爭無疑是一場侵略戰爭，道義是站在烏克蘭一方的。因此，當中國表明對於俄羅斯戰爭行為的理解和支持開始，中國的形像不可避免地被再次負面化，無論是在國家外交層面，還是在歐洲的民眾層面。
在今年四月美國之音採訪法國智庫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亞洲計劃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時，杜就曾表達過這樣的擔心：“當下中國對待烏俄戰爭的態度是一個歐盟非常關心，並想和中國進行磋商的問題。我個人認為，中國對待烏俄戰爭和俄羅斯的態度和定位，將很大程度上影響2022年歐盟與中國的關係”。
杜懋之的擔心很快成為了現實。在今年六月底在馬德里召開的北約峰會上，北約的戰略概念里首次出現了“中國”，即便在地理上中國是個遠離北約成員國的國家。以德國和法國為中心的歐洲國家，正在將中國視為對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戰”。雖然這比美國將中國視為“威脅”相比，似乎是溫和了一些。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更是直言不諱地公開批評中國的立場和行為。他在馬德里峰會前夕就表示，“一是因為中國未能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並且中國正在散佈一些關於北約和西方的虛假指控，二是北約也感到中國和俄羅斯現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親密”。
而且，對於中國外交立場的批評，已經上升到了意識形態對抗的層面。“民主和專制主義之間的競爭正在上升。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公開爭奪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來自挪威的斯托爾滕貝格所使用的措辭，已經開始和美國領導人保持一致。
放棄了兩百多年軍事不結盟立場，正在積極申請加入北約的瑞典，也感覺到了來自中國的戰略威脅。
瑞典國防研究所(FOI)高級研究員奧斯卡·阿爾門(Oscar Almén)在今年六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明確表示，“俄羅斯對瑞典的威脅和中國對瑞典的威脅是有很大的區別。中國有經濟影響力，而俄羅斯有一種實質上的軍事威脅。中國支持俄羅斯，那麼它也將間接地影響到瑞典的安全。所以，中國支持俄羅斯不符合瑞典的利益。如果中國在經濟上支持俄羅斯，那麼歐盟對俄羅斯的製裁將產生弱化的效果，這對歐洲和瑞典都將構成安全威脅。這是一個更直接的威脅”。
如果說之前的中國威脅論，多是基於對中國經濟和國家資本的恐懼的話，那麼2022年中國在外交上的表現，為“中國威脅論”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基於國家安全保障層面的擔憂。
德國正在降低對中的經濟依賴
而截至2021年底，中國連續六年都是德國在全球最大的貿易夥伴。不僅如此，中國也是德國經濟不可或缺的供應商，德國工業所需的稀土和其他金屬有70%來自中國，並且46%的德國企業依賴於來自中國的供貨商。
朔爾茨和德國政府正在改變這種德國經濟與中國之間的深度綁定。
“目前德國政府由三個政黨組成。其中的兩個----綠黨和自由黨在中國問題上的態度是相當一致的。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但得出了相同的結論。綠黨主要以人權問題為出發點，自由黨，則更多的是從經濟上的不公平競爭問題出發。當然，綠黨也看到了來自中國的在經濟方面的挑戰，而自由黨人也看到了中國侵犯人權的問題”，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蒂姆-呂利希(Tim Rühlig)在今年十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而執政黨中的最大的社會民主黨，則似乎有點猶豫不決。社會民主黨內存在著不同的立場，確切地說，舒爾茨在這個問題上的位置並不十分清楚。他繼續避免談論關於中國的太多細節。但當你和他身邊的人交談時，你也會聽到不同的觀點。因此，我認為朔爾茨的態度是這個執政聯盟中最大的謎團”。
而獨立評論員吳強則表示，“雖然對於在華投資方面還有很多曖昧和猶豫的地方，但是在對於和資本的關係，對於企業的海外投資，以及在跨大西洋關係上和美國的這種加強緊密合作關係，這些方面都在表明， 朔爾茨跟以往的任何社民黨人都不一樣”。
在推進德國經濟減少對中依賴方面，呂利希表示，“德國需要做的是經濟事務的多樣化，遠離中國，我們太依賴中國了。當然，在一個民主國家，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中，政府是不能去告訴公司，我們要投資這裡，不要投資那裡。但至少我認為，政府不需要去鼓勵德國企業在中國的進一步投資。目前我們看到的是，德國的公司確實在考慮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公司也確實在試圖拆分供應鏈。但同時，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在中國投資。我認為許多大型公司正在投資中國市場，但是是基於要服務中國市場的投資”。
但從實際層面看，德中關係在經濟上的體量巨大，相互間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因此這種轉變將會是漫長的。
吳強表示，“朔爾茨在對華外交上的轉變，採取了一種不是緩和的，而是緩慢的方式。這不像是對俄羅斯的轉變，那是一個激進的轉變方式。 從長遠來講，德國一定會追隨美國的對華政策，但當下德國對華關係的調整，實際上是根據自身的利益在進行的，但這種調整毫無疑問已經開始。比如說現在德國很強調德中關係的不均衡性，也就是主要偏重經濟，而在人權、公民社會、互聯網方面，這種透明性以及相互間的開放性這些方面，德中之間是不對稱和不均衡的。這種不對稱性和不均衡性，將是德中關係從現在開始變化的一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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